元代疆域空前广阔，多族群文化相互交融。以往对元代族际文化交流的研究，大多关注外来族群对汉族文化的吸收，而较少研究汉族所受到的外来族群影响。然而，文化的交流互动是双向的，是一个各族文化相互“涵化”（acculturation）的过程[6]，其中不仅有少数族群的汉化，也有汉族的“胡化”。在金元两代浓厚的民族混融氛围里，汉族民众的服饰风尚深受北族影响；“胡汉”间的文化界限日益消泯，儒家士大夫所讲究的“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北方地区的金元两重“胡化”
在入明之前，北方地区经历了金元两代历时两个半世纪（1127—1368）的草原民族统治，汉族民众先后与女真、蒙古等多个少数民族杂居共处。与仅经历了九十年蒙古统治的南方相比，其“胡化”程度无疑更深。
宋代之后北方汉族社会生活的大规模“胡化”，可以追溯到金初。和清初的情形类似，金人曾在其占领的中原地区，推行强制同化政策。早在全面攻陷中原之前，女真当政者即要求占领区内的汉族民众，依从女真习俗削发易服。金天会四年（1126），金枢密院以“即归本朝，宜同风俗”的名义，命令河北、河东两路新附民众“削去头发，短巾左衽”，如若不从“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7]。天会七年，金人已在中原地区长驱直入，削发易服令随之全面推行，重申“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详记其事云：
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是时，知代州刘陶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且不如式，即斩之。其后知赵州韩常、知解州耿守忠，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灵无辜被害，莫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皆不敢出。[9]
金人的强制“胡化”政策，一直实行到海陵王完颜亮当政时期[10]，对华北汉族生活影响甚深。南宋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其在旧都开封所见居民衣装发式，已无复华风：
东京，虏改为南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辙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皆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11]
根据范氏所见，北方民众髡发“胡服”已经是较为普遍的情况；而曾经是北宋文化中心的开封，居民“胡服尤甚”，应该是金人着意管控的结果。
在金代，不但本朝人装束要遵从时制，连古人衣冠亦不能幸免。淳熙年间，宋使陈益道经滹沱河畔光武庙，“见塑像左衽”[12]。早在先秦时代，衣衽的左右便被看作是华夏与周边族群的文化区别，曾经中兴汉室的刘秀竟然被装扮成“胡人”模样，引得陈益赋诗感慨：“早知为左衽，悔不听臧宫”[13]。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连庆幸因有管仲的攘夷之功而免于“被发左衽”的孔子[14]，千年后仍然难逃左衽之厄。开禧二年（1206），岳珂跟随宋军北伐至涟水，见军学宣圣殿“像设皆左衽，相顾浩叹”[15]。上述记载出自敌国谋臣之手，可信性难免受到怀疑。但同样的左衽孔子像，甚至在经历了洪武时代的“胡服”清整之后，在北方地区仍有孑遗。永乐八年（1410），给事中王铎上言济南府长山县等处文庙“圣贤塑像衣服左衽”，上书请求革正“前代夷狄之俗”[16]；宣德七年（1432），河南林县训导报告“本学先师及四配十哲神像服制俱左衽”[17]；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政府还在根据山西绛县的报告，下令“各府州县儒学孔子像，在故元时塑有左衽服者，悉改右衽”[18]——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左衽乃是金代服饰的特点[19]，元代男性公服为右衽[20]。而且明代发现的左衽孔子像都在北方，应是金代遗制。左衽之俗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顾炎武读史至此不禁感慨“夷狄之难革”[21]。由金入元之后，北方服饰又经历了蒙古化的过程（详下）。与金代不同的是，蒙古统治者奉行因俗而治的原则，除官吏公服外，在服饰方面没有强制性的统一规定[22]，金代服饰习俗仍然得以保留。从今天保存的实物与图像资料来看，山西芮城九峰山纯阳上宫元代吕祖汉白玉石像（图一）[23]、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奉茶童子（图二）以及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墓室壁画中的众多左衽形象（图三、四），反映的应该都是金源遗风。
生活习俗上“华夷”界限消泯，思想观念上“夷夏”意识念淡漠、甚至颠倒，是华北汉族士人在北族长期统治下的必然结果。至元十一年（1274）蒙古伐宋檄文，有“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之语，直指南宋为“夷”而尊蒙古为“夏”。[24]这种规整的骈偶文字，显然不会出自华化尚浅的蒙古人之口，只能是北方文人的手笔。无独有偶，儒士徐世隆、孟祺在上给元廷的平宋贺表里，也对南宋以“岛夷”、“三苗”、“蛮夷”相称[25]；身为儒官的国子司业同恕（1254—1331），则鄙称宋廷为“虏”[26]。同样的“夷夏”错位，甚至发生在以“理学”自居的北方儒士身上。著名理学家刘因（1249—1293），曾以蒙军渡江伐宋为背景作《渡江赋》，对蒙古杀伐武功极尽夸耀，其中有“蠢尔荆蛮，何痴而狂”之句[27]，径将南宋比作商周时代被中原视为蛮夷的楚国。对这篇词调高亢、主旨鲜明的《渡江赋》，后世学者的解读竟然聚讼纷纭，衍生出“存宋”、“哀宋”种种曲说[28]，究其原因，是后人无法理解，一个奉“周程张邵朱吕”之学为圭臬的理学家[29]，如何会将与自己有相同文化传统的南宋视为蛮夷？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便不难理解刘因右蒙抑宋的态度，其实正是金元时代北方士人“夷夏”观念变异的反映。
到明朝开国之时，华北民众无论生活习俗还是思想观念，都已深受北族影响。因此在明初复古改革过程中，当政者对中原地区在兴建学校、简选师儒等方面多予照顾[30]，在冠服改革上，对北方也特加留意。洪武初年，尚宾馆副使刘夏（1314—1370）在陈言时政的时候，曾特别指出：
内中国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理，人伦之大义。今天下污染日深，虽学士大夫，尚且不知此意。今后中原府州司县官，固当用衣冠署事，又召彼土一二父老，赐以冠巾，使北方之人，渐知华夷之辨。[31]
从内容推断，刘夏上疏时中原地区还未完全平定。中原州县“用衣冠署事”，是指任用儒士治理地方，改变元代州县行政依赖胥吏的弊病。召见中土父老、赐予冠巾，则是为了使北方民众重新认识“华”与“夷”的身份界限。不过，刘夏所感慨的“虽学士大夫”亦不知“内夏外夷”之义，却不仅仅是北方的问题。
南方士人对北族习俗的接受(www.xing528.com)
与北方相比，南方地区并没有经历国家主导的强制“胡化”过程。蒙古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奉行“因俗而治”的原则；江南汉族士人衣冠服饰沾染“胡风”，主要是出于仕宦需要，自行攀附蒙古习俗的结果。德祐元年（1275）元军渡江，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率先投降，“首先削顶，三搭辫发，领鞑贼深入”[32]；元军攻严州，守官方回（1227—1305）“迎降于三十里之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也主动穿着蒙古服饰博取征服者的好感[33]。南宋遗民郑思肖（1241—1318）描述元初所见江南官吏，有“骔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之句[34]，骔笠、毡靴是北方民族惯用之物，搭护是一种便于马上驰逐的半袖蒙古袍[35]。诗中这位官吏的穿着已经蒙化，无复褒衣博带的汉官威仪。
江南地区由宋入元之后，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儒家知识分子传统的科举入仕道路基本上被堵塞了。元代的选官制度，最看重“根脚”（家世背景）和族群出身，而南方士人在这两方面都居劣势。为亲近蒙古官长，许多汉族士人在作为族群标志的衣冠发式等方面，主动向蒙古习俗看齐，以期被视作同类。郑思肖曾感叹元初江南民众对蒙古习俗的热衷：“今南人衣服、饮食、性情、举止、气象、言语、节奏，与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36]著名文士王袆（1322—1374）入明后，回忆元代江南士大夫的风气说：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胥化风成。而宋之遗俗，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自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37]
生活上尽量蒙古化，以获上司垂青，对身属第四等级的南人入仕确有帮助。如无锡人钱世良便极力仿效蒙古习俗，“言、貌悉似蒙古，故太师帖木真儿见爱，遂以女妻之”，最终官至广东宣慰司副元帅[38]。在利禄之途的诱惑下，仿效蒙古习俗成为江南士人的一时风气。明初方孝孺（1357—1402）在一位儒士的墓志中也提到，元代“世俗沦于胡夷，天下皆辫发椎髻，习其言语文字，驰马带剑以为常”，唯独墓主“长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礼不变”[39]，人皆以为异类。从上述描述来看，效习蒙语、“胡服”辫发、带剑驰逐，是元代江南士人中较为普遍的状况[40]。
与北方情形类似，宋代尤其是南宋为团结御敌而努力强化的“夷夏”之防观念，经历了九十年的元代统治和民族混融，也已消磨殆尽。元明之际的江西儒士刘夏，对此有尖锐批评：
当其（按，宋元）革命之初，父兄耆老相与疑怪，以为异类。岁月既久，渐及百年，后生子弟耳濡目染，精神心术与之俱化。故近年以来天下之士习，
坏彝伦，蔑弃礼法，丐求便利，狙谲无耻。于是士大夫皆有狄习。[41]
“夷夏”之防观念崩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士大夫对异族文化习俗由警惕戒备，到逐渐接受认同。语言文字、衣冠服饰、礼仪容止等，都带有鲜明族群特征。历代汉族王朝，尤其当外患严重之时，为了加强内部凝聚力，往往对社会上流行的异族文化元素怀有特别的警惕。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历代正史《五行志》，无不把好尚“胡风”作为国家将乱于夷狄的征兆[42]。中唐以降外患日深，正统保守的儒士大夫，对带有异族色彩的事物都极其敏感。宋初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南唐旧臣徐铉（916—991）感慨中原服饰“胡风”未替，宁可冒受严寒亦不肯“荷毡皮毳”，竟因此殒命[43]。北宋政府曾多次申禁民间穿戴“钓墩”、毡笠之类的契丹服饰[44]，而南渡后面对金人巨大的军事压力，南宋朝廷为凝聚民心，同仇敌忾，对胡俗的管控更为严格。绍兴二十一年（1151），高宗下令禁止市井娱乐中的“胡服”、“胡乐”：
都市为戏，加篦巾、批卧辣、执藤鞭，群吹鹧鸪笛，拨葫芦琴，效胡乐、胡舞，长跪献酒。时狄患仅定，上念境土未复，将用夏变夷，命有司禁止之。[45]
让两宋政权时刻紧张的强大外族对手的存在，使得士大夫对异族文化元素极为敏感，“夷夏”之间的文化界限，也因此被刻画的极其鲜明。
入元后，在外部军事压力消失、多民族混融的形势下，北方民族的“异类”形象日趋淡化，“华夷”之间的心理鸿沟也被逐渐填平。南方士人对待蒙古文字和礼仪的态度转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学习蒙古文字是汉族士人的出仕快捷方式，郑思肖谓“愿充虏吏，皆习蒙古书，南人率学其字”[46]。至顺年间（1330—1333）福建建安再版的通俗日用类书《事林广记》，对蒙古文字专门有如下介绍：
蒙古之书，前乎学者之所未睹。今风化自北而南，新学尚之。盖自科斗之书废，而篆隶之制作，其体皆古也，其后真草之书杂行于世。今王化近古，风俗还淳，蒙古之学设为专门。初学能复熟此□（按，原文此字模糊），亦可以为入仕之快捷方式云。[47]
作者把蒙古文字抬高为与汉字蝌蚪文、篆隶同类的古体，将其流行视作“风化自北而南”、“王化近古、风俗还淳”的表现，宋代士大夫那种基于汉文化本位而对异族文化的鄙薄，已经荡然无存。元末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王袆，更把蒙古文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元言语文字之传，百王不能易矣，岂特为一代之制作而已乎”，推许为“人面之域”所当通行的文字。[48]金华诸儒向以朱子“世嫡”自居，但宋代理学家们着力阐发的“夷夏大义”，在王袆、宋濂等金华后学的身上已经难得一见。福建将乐人杨时（1044—1130）是理学南传的始祖，当地学者世代以此为荣；然而绘有剃三搭婆焦头、戴四角笠子、着交领小袖衣的北族装束人物，竟然也出现在杨时家族后人墓室壁画中（图五），可见即便在南方理学家族当中，“华夷胡汉”的心理防线也不那么分明了。
经历了长期北族统治之后，“胡风”汉俗相互混融、“夷夏”之防观念消解，这是明初立国时面对的社会现实。“胡汉”习俗的混淆，有悖传统儒家“一道德、同风俗”的政治理想；而“华夷”之辨的式微，无法让以统治民族更迭为特征的元明易代，获得天然的合法性支持。因此入明之后，当儒家思想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朱明政权面临论证立国合法性的需要之时，以唐宋汉族礼俗来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涤除“污染之习”，在民众的思想观念中重新刻画“夷夏”的界限，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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