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习俗的交流互动总是双向的，和前章提到的服装、婚丧礼俗的情形一样，在姓氏称谓上，元代不仅有少数族群的汉化，也存在着汉族“胡化”（主要是蒙化）的现象。元代汉人取蒙古名字的事例非常普遍，早在清代，史学家赵翼就已注意到“元汉人多作蒙古名”[2]；今天学者对此也已经有了较为细致的研究[3]。李治安教授指出，元代汉人使用蒙古名的动机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冒充蒙古人或者以此拉近与蒙古当政者的心理距离，借此求得仕途通达。按照元代的制度，作为正官的各级“达鲁花赤”，只能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而汉族官员中颇有改用蒙古名字冒袭达鲁花赤的事例，仅在从大德八年（1304）到延祐三年（1316）的十二年里，元政府就三次重申不准“汉儿、女直、契丹作蒙古人的名字充达鲁花赤”的禁令[4]。元代汉族官员及其亲属当中采用蒙古名字的例子极为普遍，李治安教授已经给出了上百个例证，这里还可以补充两个典型的案例。一个是生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的徽州人陈龙，入元后仕至清湘县主簿，其长子即取名“伯颜”，与威名赫赫的蒙古灭宋统帅伯颜（Bayan，1236—1295，意思为“富”）同名，其孙辈中更有以“忽都”、“察都”为名者[5]，其家族很早就在名字上显示出蒙古化的倾向。而一时流风所至，甚至连“圣裔”也未能免俗，河北沙河县人孔天铎系“圣人之裔”，其曾孙却名为“塔识不花”，任蒙古字学教授[6]。这两个事例中的主人公，一位是由宋入元的南人，一个是被视作汉族文化标志的孔裔，但在传统汉族士大夫看来事关祖源氏系的名字称谓上，却没有表现出后人想象中的文化矜持，都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外来统治民族的影响。
元代汉人取蒙古名字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追逐以统治民族为尊为贵的时尚”，或者说是“命名从俗”。元代不仅在上层官宦家庭里，似乎在下层民众当中，取蒙古名也是一时风尚。元末各处蜂拥而起、与朱元璋同台竞逐的地方枭雄，大多起身于民间基层社会，其间就不乏汉姓“胡名”者。例如一度与朱元璋结盟的“方山寨民兵元帅”（“民兵”又称“义兵”，即有别于官军的民间武装）名为“陈野先”（Esen，蒙古语，意为“平安”）[7]，为张士诚守濠州的将领名为“萧把都”（Batur，蒙古语，意为勇士）[8]。朱元璋部将中有名为“王哈剌章不花”（Qarajang Buqa）、“刘脱因不花”（Toyin Buqa，蒙古语，好牛）者[9]。开国后获封卫国公的名将邓愈（1337—1377），有史书载其“字伯颜”[10]。邓愈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则“伯颜”并不是汉族传统的字，而是其蒙古小字（Bayan）。朱元璋在征战过程中喜欢收养战争遗孤为义子，虽然在开国之后禁止汉人“胡名”，但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和他关系亲密的养子当中，竟然也有取蒙古小字（“也先”）的[11]。明太祖的外甥、幼年丧母无处投奔的名将李文忠（139—1384）原名“保保”[12]，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名“具有很强的异域色彩，当是蒙古或色目人名”[13]。以上这些群起于地方、名字“蒙汉合璧”的元末枭雄，多数应该和朱元璋一样出身于社会底层，他们在取名之时，未必像官宦人家采用蒙古名那样意在希图宦达富贵，应该仅是一种追随时尚或者命名“从众”的行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元代多民族混融的形势下，蒙古族的名字称谓也和前面提到的其他各种文化习俗一样，已经渗入到汉族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
正如在朱元璋部将、义子命名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与在南方汉族群雄混战之时，名字的“胡”、“汉”并不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不过，当朱元璋平灭江南地方势力、兵锋北指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为了唤起北方汉族民众的族群意识、树立讨元战争的正当性，朱明政权采取了诸多塑造自身文化正统形象的措施，其中即包括禁止“胡名”。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明军出师北伐，檄文便借名姓问题对北方元朝军阀大加指斥：明军北伐之时，元政府在北方主要有王保保（？—1375）、李思齐（1323—1374）和张思道三支互不统属的武装力量[14]；檄文所讥刺的背弃“中国祖宗之姓”、改用“胡名”的军阀，正是“总山东、山西番汉兵数十万众，守齐、鲁、晋、冀”[15]军力最强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当然，这是基于当时流行的有关扩廓帖木儿身世的谣传而做出的不实指控[16]，其实扩廓帖木儿本身是蒙古人，无所谓“忘中国祖宗之姓”的问题。檄文指斥对方背弃汉族文化传统的目的，明显是为了帮助明军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将敌方置于道义的下风。北伐檄文已经预示了朱明政权即将发生的文化政策转向；四个月之后（洪武元年二月壬子），即皇帝位仅三十八天的朱元璋，鉴于元末汉人“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的现状，在宣布“复衣冠如唐制”等“更化”措施的同时，下令“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17]。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
洪武元年的“胡名”之禁，不仅使得汉人“胡名”的现象在明代基本消失，而且还对汉族的姓氏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汉族人中自古便有双字复姓，而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却发现“复姓至我朝则益少矣”的奇怪现象，他认为是“盖多去繁从省故也”[18]。大概出于猎奇，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将所见到的复姓缙绅，统统编入《明缙绅奇姓》。而根据顾炎武的观察，明代汉族复姓锐减，乃是受了洪武元年禁革“胡姓”的池鱼之殃。明初禁令颁布之后，民间不仅呼延、乞伏、完颜等古老的鲜卑、女真姓氏改为单姓的呼、乞、颜，而“中国所自有之复姓”，也都自发去掉一个字改为单姓：“公孙、叔孙、长孙、士孙、王孙之类，今皆去而为孙”；“公羊、公沙、公乘之类，则去而为公”；“司徒、司空之类，则去而为司；司马氏则或去为司、或为马，而司马之仅存于代者，惟温公之后”[19]，如此之类，不一而足。明初禁止“胡姓”的本意在于重新清理“夷夏”文化秩序，消除汉族姓氏称谓中的他族因素，但却带来了泯灭本姓、混淆氏族的负面效果，顾炎武批评为“氏族之紊，莫甚于此”。
洪武元年的“胡姓”之禁，虽然只是“禁中国人之更为胡姓，非禁胡人之本姓”[20]，但这一政策却对蒙古、色目等少数族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这些民族在姓氏上的汉化高潮。由于文化的交融，蒙古色目人改用汉姓、取汉式名、字，在元代即已多有[21]，但在姓氏上的整体更革，却是始于明初；明代定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仅使用本族名字，而不使用汉式名姓的案例。虽然明军在北伐时即已宣称，对蒙古色目人“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但在新生的汉族政权极力宣扬“用夏变夷”的政治氛围之下，这些元代的外来统治族群显然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因此而纷纷改易汉姓。面对蒙古色目人在姓氏上的汉化浪潮，为了区分族源，洪武三年四月，明政府曾专门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实录》载其诏令云：(www.xing528.com)
（洪武三年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22]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洪武三年蒙古色目人改易汉姓禁令，与两年之后发布的强制要求蒙古色目人与汉人通婚的命令（参看上章第二部分）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明廷在对待蒙古色目族群的文化政策上，前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两条诏令，前者强调区别“华夷”，着眼在“分化”；而后者则主动对少数族群进行“同化”。极有可能因为明廷文化政策由“华夷分化”向“同化”的转变，使得洪武三年的易姓禁令，并没有发挥多大的实际作用。大约两年之后，在明廷担任起居注官的阿鲁温人溥博（Arqon，元代属于色目人；“溥博”一名出自《中庸》），就为子孙定立了汉姓。阿鲁温人“初无氏系，惟随其部族以为号”，溥博的家族定居江南已经有三代，其本人儒化甚深，于至正二十二年以《诗经》中江浙行省乡试，洪武四年入仕明廷。于是溥博“与缙绅先生谋”，商量改定姓氏，最终“因其自名而定以‘浦’为姓，使世世子孙不敢有所改易”，并请当朝最负文名的宋濂撰文“以勒诸碑”[23]。有意思的是，虽然是“因其自名”以定姓，溥博却选择了同音的“浦”、却没有用本字“溥”作为姓氏。《广韵》“浦”字下注云：“又姓，晋起居注有浦选。”[24]“浦”是古已有之的汉姓，而且晋代又有和溥博一样同为起居注的浦选，这大概是其最终定姓为“浦”的原因。溥博此举，显然有干洪武三年易姓禁令；然而宋濂却称赞其“上符古义，下合时宜，非卓见绝识不得与于此”，并对“拘拘守常之士”不知在姓氏上变通表示遗憾。所谓“合时宜”，无疑是指符合明初极力宣扬的“用夏变夷”的文化氛围，宋濂的这番评论，似乎说明易姓禁令此时已经松动。洪武九年，明太祖就亲赐翰林院蒙古编修火你赤汉名“霍庄”[25]。半年之后，海州儒学教官曾秉正在星变上书中，再次提及蒙古色目人更易名姓的问题：
臣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26]
和洪武三年的情形不同，此时更易姓氏的蒙古色目人，已经不限于“入仕者”，其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平民商贾。曾秉正仍然本着在明朝内部分别“华夷”的观念，要求让蒙古色目人“复姓”，以利于辨识族群身份。不过这项建议并没有被接受，而且明廷还一反前期的易姓禁令，在入仕明朝的蒙古色目军人当中大规模地给赐姓氏。永乐元年，朱棣因“各卫鞑靼人多同名”，提议赐姓以加区别，兵部于是请求“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给赐姓名”[27]。可见给赐蒙古色目军人姓氏的制度，从洪武朝即已开始。现代史学家翦伯赞，祖上系元代来自西域的色目人，洪武年间因奉命镇压湘西“洞蛮”而留驻当地，子孙世袭常德卫指挥，其祖八十因有战功，“明太祖嘉之，以其翦除寇盗，赐之姓曰‘翦’，更其名‘八十’曰‘八士’，是为翦氏得姓之始。”[28]元代定居山东牟平的蒙古探马赤军后裔入明后，“明太祖存先代之后，赐姓曰‘都’，都氏自此始。”[29]《明史》中也有不少蒙古降人赐姓的例子：都督同知薛斌之父“洪武中归附，赐姓薛”；忠勤伯李贤初名“丑驴”，明太祖为改姓名；燕山右卫指挥使滕定，来附后赐姓滕[30]。这些可能都是洪武年间为少数民族军人“编置勘合，给赐姓名”的实际例证。除军人由国家给赐姓氏外，定居内地的蒙古色目平民，入明后也纷纷易姓。山东淄博齐陵镇的蒙古斡罗那歹氏后裔，改姓刘[31]；河南平顶山蒙古民众改姓马和宣、河南镇坪蒙古族改姓王、孟津蒙古族改姓李[32]，在姓氏上已经完全混同于汉族。这些“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的蒙古色目后裔，在明代前期，即已与汉族“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33]。虽然顾炎武站在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批评这种放任少数族群改易汉姓的做法，使得姓氏失去了“辨族类物”的作用，造成了“夷夏”难辨的后果；但应该看到，由于强调在国家内部“用夏变夷”、而非简单地分别“华夷”，这使得明朝内部各族的文化同一性大为增强，并由此使得明朝作为一个整体，与前朝及周边的“四夷”之间，形成了一道更为鲜明的文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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