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结构功能理论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不同，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的是行动者如何组织起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其代表人物包括奥尔森、麦卡锡和扎尔德等。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之所以社会运动增多，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增加，这些资源包括扩大的个人资源、专业化发展与运动获得的外部财政支持等[15]。后来，斯诺等人探讨了人际网络和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随着研究的发展，组织学方法和网络研究方法被大量地引入社会运动动员研究，学者关注的重点也从早期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和网络转移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以及运动组织间的联系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16]。
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不是自发的，需要群体动员即需要“选择性激励”，因为在一个人员众多的大群体内，个体的任何行为对于整个大群体来说其作用和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同时，由于大群体与小群体不同，人员众多，成员之间没有直接的面对面互动，成员之间并不相识，因此除了共同的成员身份外，根本没有任何直接的情感联系，个人即使有积极行为也难以获得其他成员的鼓励，所以在大群体内部缺乏社会激励因素来诱导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反之，如果某一个体不参与群体选择的集体行动，也不容易被发觉，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建立一种“选择性激励”来驱使大群体中的理性个人参加有利于群体的集体行动。“选择性激励”包括积极的选择性激励和消极的选择性激励。所谓积极的选择性激励，是通过奖励参与行为而示范诱导其他人采取相同的行为。奖励既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社会性或精神性的，比如给予某种荣誉、邀请其参加某种特权组织等。所谓消极的选择性激励，是通过惩罚不参与群体行动者对其他人起到戒示作用。这里的惩罚主要是社会性的和精神性的，行使惩罚的主体是社会或群体而不是政府或国家[17]。
虽然奥尔森强调大群体对个体的理性激励影响个体对集体行动的参与，但是有必要说明的是，（1）此处所指的集体行动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群体性事件式的集体行动，其内涵和外延大于群体性事件式的集体行动，是指有利于集体的所有行动，群体聚集且进行某种群体利益诉求有利于该群体的话，也是其话语体系中的集体行动；（2）虽然该理论对人的假设是“理性”的，但是个体是否参加集体行动并不是由个体决定的，而是由其所在的群体决定的，即群体使用的各种激励给个体创造了成本—收益权衡条件，使个体有了理性决策的土壤，其本质上依然是社会结构决定论的。(www.xing528.com)
资源动员理论适用于已经有集体行为准备的行动前阶段。如果缺乏动员资源，即使有集体行为意向，也可能无法实施集体行动；但是即使具有动员资源，是否能够实施集体行动，还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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