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认为，法令实施久了一定会存在弊端，“法未有久而不敝”，取士“专岀于制科，而其法尤未善”。[56]魏禧给出的改革方案是“废八股而勒之以论策”[57]。具体措施是：
凡童子试，小学论一道，科经书白文三（四书一，《易》《书》《诗》《礼》所占经一，《春秋》胡传一。令自某处起，默书至某处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员，试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策一道；乡试，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会试，策二道，判六道，皆一试。凡小学、四书、经，为论无定体，无长短格。……乡试策以其乡，会试策以天下之利害。会试之策，策论国势治道，或古人当国事业者一。分吏、户、礼、兵、刑、工六职，命题者一。自为弟子员使各占其所能。[58]
魏禧以策论代替八股文的观点，表现出他更注重对经世人才的选拔，这点是超出李光地的地方。但仅仅以论策来代替所有的考试内容，其观点就显得有些狭隘，所以就有学者对于魏禧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朱彝尊认为清初科举改革，首先要改变自元明以来科举考试重四书而忽视五经的现状，提高五经的地位。这点与李光地改革方案的内容相一致。朱彝尊说：
（元）舍五经而专治四书……明代因之。学使者校士，以及府州县试，专以四书发题。惟乡、会试有经义四道，然亦先四书而后经。沿习既久，士子于经义仅涉略而已。至于习《礼》者恒删去经文之大半，习《春秋》者置《左氏传》不观。问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经学于是乎日微。此学者之所深惧也。……谓试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会试之例，发题先五经而后四书。学使、府州县卫，宜经书并试，亦先经后书。盖书所同而经所独，专精其所独，而同焉者不肯后于人，则经义、书义，庶几并治矣。[59]
陈廷敬希望通过科举改革来扭转当时经学、学术界颓敝的状况。但与李光地希望改变八股文的写法、文风不同，陈廷敬的态度更为激烈，他把经学颓敝的原因全归之于八股文，他说：
盖经学之弊，原于时文。昔者经义之兴，本以论断为体，不执一说，引据经传，非如后之描画声口，簧鼓吻唇。乳儿小生，侮圣言而代为之词，势不得不单守一家之诂训，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恶烂，不逾时历岁，改头换面，以趋新巧。使学者穷年积月，从事于无用之空言，考其实枵然无所得也，又何有于经学哉！[60]
陈廷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用朱熹的方案来改革。他说：(www.xing528.com)
然则何以正之？曰：必如朱子之言而后可。朱子论经义，欲令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辨晰，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余矣。[61]
所以他指出八股文与经学不能共存，主张废除八股。他说：
故欲正经学之失，须革时文之体。时文之体革，然后学者可以旁通诸家之说，以求得乎圣人精意之所存，而士不苦于无用之空言，国家收实学之效也。[62]
黄中坚[63]指出魏禧“欲变八股，而易之以策论，或易之以诗赋，则亦仅一偏之见，而未为得其中”[64]。他认为清朝可以对明代的科举制度加以继承，不需要废除八股，只要对八股文加以改革。他说：“自汉以来，皆以言取士，而议者独咎明制。至谓八股一日不废，则人材一日不岀，呜呼，亦甚矣。愚以为，八股之不可不变者，其势也。因八股而议明制之失，则非也。原夫有明立法之初，实取历代之法，而折中之，其为具盖至备也。”[65]虽然黄中坚认为明代科举制度已经很完善，但也认识到“天下固无久而不弊之法也。八股之制行之已三百余年，士子之心思才力，毕竭于其中，不可复有所加矣。……故八股之在今日，其亦穷而必变之势也”[66]。因此黄中坚给出的方法是：黄中坚上述观点，尤其用经学、史学、法律等科目取士在当时已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以具备了近现代考试制度的影子。
今之试士者，稍变其法而分为数科。其一曰：精通经术科。法在取十三经之义疏，比附其异同，而质以所疑，如古条议之例。其二曰：博综典故科，法在取史书所载，或端举一事，或兼举数事，使之论列其得失，是即古者史学之科也。其三曰：洞达时务科。此即今对策之法，但必使之昌言无讳，直陈所见，庶有以见其抱负。其四曰：富有才华科。试以诗赋，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习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与部案之疑难者，设为甲乙之语，而使之剖决，毋拘声律对偶。[67]
纵观李光地等人对清初科举改革的意见，可知清初的知识精英们对提高经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已达成了或隐或明的共识与默契。五经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扭转了元、明以来经学在科举中日渐颓势的窘境。朝野学人的呼吁得到了康熙的支持后，科举改革得以实施，且成效斐然。由此而带来清初学风的转变：经学复兴，学术由虚转实。笔者认为，经学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变化，对清代学术的嬗变影响深远，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清代程朱理学衰落，而乾嘉考据学继之成为学术的主流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探讨视角。
从唐代开始，经学逐渐取代诗赋成为了科举考试中的主要内容，呈现了一种上升的态势。在历代统治者的扶持下，经学通过科举考试不断强化了自己在学术中的正统地位，科举又借助经学发展的成熟，制度也更加完善，经学与科举之间呈现了一种互动的形态，逐渐融为一体。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科举对经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随着历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标准本经说的不断改变，汉唐注疏被宋元人的学说取代，四书和八股文占据了科举考试的中心地位，经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扭曲和阻碍。经学中不同派别在科举中的地位，往往能够影响该学派的兴衰。从汉代章句之学和唐代的注疏学衰落，到北宋的王安石的新学的昙花一现，南宋程朱理学的的崛起，及明代陆王心学的兴盛，最后到清初经学的复古，这些学术风气的变迁都能在科举中找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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