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两极体系的形成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有关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尾声，美苏的争夺便开始了。战略利益的冲突，使美苏从战时盟友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过高估计了苏联的侵略意图，苏联也不顾国内经济亟待恢复的实际，走上了与美国硬碰硬的道路，在你一拳我一脚的互动中，形成了两极对峙的体系。美苏的对峙被称为“冷战”，它以意识形态的对抗为特征，表现为除军事热战之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对抗，它阻碍了各国之间正常的交流与合作，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颂扬苏维埃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斯大林认为：二战的结果表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1]。斯大林把帝国主义与战争机械地画上了等号，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的。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2]“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30年代往事重演有所准备，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生产。总之，我看今后少说也得在3个五年计划期间作出重大牺牲。和平是不会有了，国内和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了。”

当时美国对苏联在战后实行怎样的对美政策并不清楚，在战后建立的国际机制中，苏联只参加了联合国，不愿意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斯大林的演说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美国要求驻莫斯科大使馆对此进行评估。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凯南向华盛顿发送了一封长电报，这封长电报与当时在华盛顿占上风的强硬派要求改变美国对苏政策的主张相吻合，成为促使美苏走向冷战的重要文献。

凯南认为，苏联官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的产物。他说：“克里姆林宫有关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根植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最初是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平原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并努力生存，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更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又增加了它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和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恐惧。后一种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自己的统治在形式上是相对陈旧的，在心理基础上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经不起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和接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总是害怕外来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直接接触，担心一旦俄国人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知晓了俄国内部的真相，便会导致某种后果。”美国所面对的苏联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它坚信，如果苏联政权要得到巩固，那么搞乱美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3]从中可以看到，“长电报”并没有把苏联的行为动机都归为意识形态，但苏联的行为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美国应该遏制苏联扩张势力范围。电文明确表示：“这个问题是我们有能力解决的，而且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像恶性寄生虫一样，它只靠生了病的肌体来养活自己。这是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汇合的地方。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的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1000份外交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莫斯科将从中得到好处。”^[4]凯南给政府开出的对付苏联的药方首先是解决好自己的国内问题。但美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对苏联的遏制，而不是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他着重攻击了苏联的制度。“在这些国家里，各种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老百姓强加控制，达到了压制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他对俄国需要一个安全的边境表示理解，但是不能容忍的是“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丘吉尔呼吁英美建立特殊的关系，联合阻止苏联的扩张。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请求对困境中的希腊、土耳其进行援助，以免它们落入极权主义者之手。杜鲁门演说的主要意图是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对“极权主义”的立场，他公开谴责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性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抵制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强加的征服企图。杜鲁门的讲话可以被看成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实际上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www.xing528.com)

为了防止贫困与混乱使欧洲爆发革命，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由美国出钱帮助西欧国家复兴经济的设想。其条件是受援国必须同美国签订多边或双边协定，采取措施稳定通货、维持有效的汇率和降低关税壁垒，受援国须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并向美国提供部分战略物资等，这就是“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原定五年，提前一年，到1951年底完成，美国共向欧洲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对战后西欧经济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苏联没有参加马歇尔计划，也不允许东欧国家参加。为了与马歇尔计划相对抗，苏联于1947年七八月间先后与东欧各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被称为“莫洛托夫计划”。在此基础上，1949年1月苏联与东欧国家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的苏联东欧经济集团。1947年9月，斯大林违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意愿，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一机构的主要活动是批判南斯拉夫。继之东欧各国都开始清洗本党内的“铁托分子”，即那些主张独立自主决定本国事务的人，苏联借此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并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

1949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同一年，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中苏结成军事政治同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我们两国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伟大的中苏同盟是一种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完全新型的同盟关系。”^[5]面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1月，杜鲁门指示国务院、国防部重新审议整个美国的防务及外交战略。4月14日，以保罗·尼采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将起草的文件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文件重点分析了苏联的意图、目标与能力，强调“苏联谋求统治全世界”，并称克里姆林宫把美国看作主要敌人，在拥有足够核力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对美国发动攻击。文件认为美国要加强对苏的遏制战略。实际上，战后苏联主要是防止再发生类似德国突袭苏联这样的事件，致力于在周边构筑安全带，扶植对苏友好的政府，并无统治全世界的计划。即使斯大林仍把世界革命作为对外战略目标，但目标也是有限的，主要还是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美国对苏联存在严重的误判。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将之看成是苏联在亚洲推广共产主义的行动，如果不制止，后果严重。于是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了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战争持续了3年时间，最后回到了起点。鉴于对抗的代价太大，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美苏关系开始缓和，促成了《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署和朝鲜停战，但是双方关系的主流仍是对抗。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作为回应，同年5月苏联等8国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至此，美苏对峙的两极体系最后形成，政治、经济、军事的对抗都实现了机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