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以看出，当时的法规中虽有浪费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务浪费的查处是侦查其他犯罪行为的附属。笔者认为，其一，贪污和浪费常常很难分开；其二，浪费罪虽然在条例中得以规定，然而真正在司法中作为犯罪进行打击则有所顾忌，这个顾忌主要是操作性问题。因此，浪费罪在当时发挥的主要是震慑作用，单纯的浪费行为通常是由行政处罚来解决的。
值得提出的是，根据《红色中华》的报道等相关史料可以看出，当时查处的腐败类案件中以贪污为最大宗，在查处贪污案中会涉及案犯的公务浪费行为。可以看出，当时的法规中虽有浪费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务浪费的查处是侦查其他犯罪行为的附属。在当时比较著名的赵宝成浪费包庇贪污分子案中，被告被判决做苦工一年，而他所谓的犯罪行为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浪费达万元”。[13]然而，该案其实是一起冤案，赵宝成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被彻底平反了，他被判浪费其实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后果。[14]这也恰恰说明，以浪费来定罪有被用来进行陷害报复的危险。因为何谓“浪费”，其行为的表现形式如何，如何界定浪费的数额都难以有固定的标准。“浪费”其实是一个模糊的犯罪概念，很难用犯罪客观行为的理论来对它进行归纳。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很少有专门查处浪费来进行定罪的，而最典型的案例又被证明是个冤案。
可见，当时虽然规定了浪费罪，但是却没有单纯因为公务浪费行为而进行刑事处罚的情况，而是附随于贪污等犯罪行为查处而查处。为何会有这样的效果呢？笔者认为，其一，贪污和浪费常常很难分开；其二，浪费罪虽然在条例中得以规定，然而真正在司法中作为犯罪进行打击则有所顾忌，这个顾忌主要是操作性问题。贪污比较好认定，采取各种手段把公共财物收归己有的就是贪污。而浪费则是对于公共财物不珍惜、不恰当的使用，很难有一个标准来把握，只能以超过平常人认为的合理范围来认定，主观性太强。因此，浪费罪在当时发挥的主要是震慑作用，单纯的浪费行为通常是由行政处罚来解决的。[1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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