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所载的春秋诸侯“爵命”体制

在春秋时代诸侯国间日益频密的交往中，确定诸侯国法律地位高低的制度，一般按照诸侯所拥有的爵位等级的高低来区分，即在传统经典中提到的“爵命”。“爵命”由两部分组成，“爵”就是爵位，指贵族的爵位等级；“命”指任命，指爵位的任命来源。周代的爵制情况究竟如何，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不独文献上的记载多有出入，出土金石材料与文献冲突之处也不少。但从总体上看，说“爵命”是周代通行的贵族爵制，则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尽管《礼记》、《周礼》、《孟子》等先秦文献中较系统地提到周代爵制的文字在细节上有所冲突，其内容有的简略，有的概指，有的含糊其辞，有的是推想之语，而且大多是后人追记，但从近年结合文献记载与金石考古的研究成果看，完全否认周代存在爵制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3]在此姑且将先秦典籍中谈论爵命制度最详细的《周礼·春官宗伯·典命》中的一段文字引出，以观其详：

典命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

凡诸侯之适子誓於天子，摄其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4]

按照这种说法，诸侯分为五等，诸侯下的臣僚也分五等，一共十个等级，由中央政府分别授予自九命到无命的阶衔。概括起来，可作下表是观：

表1-1　《周礼·春官宗伯·典命》所载周代爵命制度

续表

可见，《周礼》所描绘的爵命体制，分为封建的诸侯和附属的臣僚两大体系。

封建的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种，共三等：公为第一等，九命。侯、伯为第二等，七命。子、男为第三等，五命。

附属的臣僚，分公、^[5]卿、大夫、士四种，按照所服侍的君主等阶不同，各有各自的等阶。王室三公为八命，王室之卿为六命，王室大夫为四命。作为地方诸侯的公、侯、伯不设天子级别的三公，但“公”级别的诸侯，可以在其臣僚中设立“孤卿”作为最高的卿，^[6]与王室大夫一样是四命，“侯、伯”这第二等的诸侯，不设“孤卿”，^[7]而设卿、大夫、士三种。这样，公、侯、伯前两等诸侯的臣僚就有孤卿、卿、大夫、士四级，其中孤卿为四命，卿为三命，大夫为再命（二命），士为一命。而第三等诸侯的子、男，其卿为再命，与一、二等诸侯的大夫同等。其大夫为一命，与一、二等诸侯的士同等。子、男诸侯的士无命。

当然，经过现代史学家的考据和考古的结论，对于周代究竟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规整的爵制，曾占主流的观点是否定和怀疑的。^[8]不过，近年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时代确实继承了西周时代的法律传统，有一套完整的爵命制度，这一点并不能被完全否认。^[9]主要的证据，是密布于《左传》和《国语》中关于当时爵命制度的大量记载：

《春秋左传正义》中的证例有：

鲁隐公元年蔑之盟，言及邾克爵命事：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10]

鲁庄公二十七年，天王赐齐桓公为侯伯：

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11](www.xing528.com)

鲁文公元年，文公即位，天王赐命以彰明其合法性：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12]

鲁成公八年，天子赐命鲁成公，这是当时天王赐命迟延的例子：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13]

鲁成公二年，鲁成公会晋师于上鄍，赐晋将佐命服：

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鄍，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14]

鲁襄公十九年，鲁襄公享晋六卿将佐于蒲圃，赐之命服：

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15]

鲁昭公三年，游吉如晋送少姜葬，言及送葬礼制及爵命制度：

三年，春，王正月，郑游吉如晋，送少姜之葬。梁丙与张趯见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为此来也。”子大叔曰：“将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今嬖宠之丧，不敢择位，而数於守适，唯惧获戾，岂敢惮烦？少姜有宠而死，齐必继室。今兹吾又将来贺，不唯此行也。”^[16]

《国语》中的记载，略举例几则以证之：

《晋语四》记秦穆公宴重耳事，言及此宴使用诸侯相见之礼及诸侯命服制：

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志，敢不降拜？”^[17]

《周语上》记襄王赐命晋惠公、晋文公事：

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

……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飨、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18]

以上诸例，都可以证实当时确实存在爵命制度，且《周礼》所言不同爵级间诸侯贵族的高下等阶，在《左传》、《国语》等文献中都可找到对应之处。因此，比较审慎的观点，当是在没有十分过硬的证据时，尚不可否认周代，尤其是春秋时代爵命制度的存在。当然，当时的爵命制度是否完全就是《周礼》等典籍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则也不可妄言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