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1983年，我在英国利兹大学读博士研究生时第一次接触到美国的科技报告制度，书写科技报告是我们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经历让冯长根深感科技报告的重要性。
回国后，冯长根在他教授的文献课里，将介绍国外科技报告制度作为重要教学内容。
事实上，就在冯长根等留学归国人员努力普及科技报告制度的同时，我国官方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进程也在推进中。
“早在1956年中信所成立之初，我们就开始关注并收集美国的科技报告，也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就研究探索着建立中国的科技报告制度。”贺德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1984年是我国科技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在钱学森等多位功勋科学家长达20年的呼吁后，国防系统开始探索建立科技报告体系；2000年，我国国防科技报告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阶段，形成国防科技报告体系；然而，“由于政策上缺乏对呈交科技报告的强制要求，以及社会上缺乏对科技报告重要性的认识，民口科技报告制度并未同步进行。”贺德方这样分析。
相关的研究工作并未止步。2003年，中信所从科技部承接“中国科技报告体系建设与示范工程”，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如何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科技报告制度。(www.xing528.com)
2007年，这一课题结题时，几家科技类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巧合的是，这一消息在几年后被翻阅旧报纸的冯长根注意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到了必须做的时候了。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大幅增加，我们用这些钱都干了什么？我们必须给纳税人一个交代；而且，科技报告其实是科技文明的一部分，是我们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冯长根说。
因此，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两会”）期间，身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人大代表”）的冯长根联名六七位代表提交了有关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还联合多位院士通过《科技工作者建议》《科技导报》等渠道呼吁此事。
让冯长根欣慰的是，同一年，温家宝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欧美等国家都有系统的科技报告制度，把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产生的资料，包括研究目的、方法、过程、技术内容、中间数据以至经验教训，尽可能向公众开放共享。”
2012年1月，刘延东同志在视察中信所收藏的150 万份美国政府科技报告后指出：科技报告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我国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也要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科技部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了科技报告相关工作的部署，科技报告制度的建立开始加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