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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哈迪电影研究:纪录与虚构的边界

时间:2023-08-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该片比较弗拉哈迪其他重要作品而言,具有很强的虚构性。作为一个纪录片,它缺乏那种呼之欲出的现场真实感;作为剧情片,它又未能充分调动虚构的表现策略,渲染那种虚拟的凶险与危机,从而体会一场真正的“心灵戏剧”。虚构应该从哪里开始?

弗拉哈迪电影研究:纪录与虚构的边界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里,弗拉哈迪根据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的接触与碰撞这一核心思想,结合自己的早年经历,努力将石油钻井进入沼泽地区的故事,融入一个卡琼少年的内心视阈。

《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是由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投资拍摄的。这是一份纪录片史上独一无二的合作协议:弗拉哈迪得到全部17.5万美元投资(后追加为25.8万美元),但却能够拥有作品的全部版权。标准石油公司甚至不需要在字幕里出现他们公司的字样——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通过作品的广泛传播,能为公司吸引来一定的注意力。显然,对于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影片来说,这已经是最宽容最合理的一种投资方式了。前提条件只有一个,你只要能接受投资方的基本价值观念就行。也就是,石油勘探对于当地居民是无害有益的。

《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驾着独木舟的卡琼少年,腰间拴着能够辟邪的盐袋,怀里揣着他的护身宠物青蛙,成天在沼泽地的水上徜徉,他收养了一只可爱的浣熊,又在无意中撞见了一个外来的庞然大物——石油井架。石油勘探人员与他的父亲签订了在他家土地上开采石油的合同,而他也带着好奇心,开始接近那些钻井队员,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一次意外的井喷事故发生了,井架闲置下来。少年往钻井里撒盐,施展魔法,驱赶造成事故的“狼人”——神奇的是,钻井克服了技术难题,又开始了工作。不久,石油井架移走了,沼泽地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一切都没有留下痕迹……

这个影片对于弗拉哈迪来说,是他在多年无谓的等候之后,寻求艺术表达和观念突破的一个契机。

该片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高度设计,同时又“向外敞开”。该片比较弗拉哈迪其他重要作品而言,具有很强的虚构性。这个沼泽少年与钻井队相遇的故事,也许从来不曾发生过,只不过是弗拉哈迪结合自己的童年经历,根据当前出资方的命题进行的合理想象和杜撰。但是,该片同时又是向外敞开的,比如,弗拉哈迪一直等候一次井喷事故的出现——在他们的拍摄过程中,井喷还真发生了!于是,卡琼少年以他的辟邪盐袋向钻井施展魔法的故事才能成立。

二是沿用少年视点,探究人物内心。弗拉哈迪则试图采取一个孩子的视点,以一种自传的方式,表现人的某种心理感受和情感经历,仿佛是在寻求一种突破和超越。弗拉哈迪在该片中,更多将精力放在情绪、氛围的营造上,更多注重于体现人物的内心。

三是继续采用非职业演员,非常强调环境氛围,密切关注人物的情绪状态。虽然同期录音给弗拉哈迪带来很多技术障碍,使得他在拍对话场景时常常陷入呆板和做作,但他不遗余力地强化现场质感,让非职员演员尽可能地体现出真实的生命状态。(www.xing528.com)

问题在于,那些内在于被摄者生活的情景他可以很好表现,比如男孩在水上游荡,男孩与动物的交流等段落。而另外一些段落,诸如“父子对话”和“施展魔法”等,因为还采取一种令人可疑的“纪实”手法,却常常让人产生虚妄甚至虚假之感!

虽然该片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弗拉哈迪的杰作,并且在某些电影节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但在笔者看来,该片有点两不靠:即没有利用纪录片的优势去获取日常现实的不可预知感,又未能通过虚构手法去触及人物的“心灵戏剧”。甚至可以说,该片远未达到戈达尔所谓的“纪录的现实主义”的“最高级”。

《禁忌》剧照:情意绵绵

弗拉哈迪的困境在于:他按照个人的美学取向,努力从被摄者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内在戏剧性”,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推崇的——在《北方的纳努克》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杰出,纳努克的那些具有戏剧性的动作段落都是内在于他们生活的,因而我们能与那些在艰难环境中顽强寻找生活资源的因纽特人产生心理感应。在《阿兰岛人》中,或许是由于弗拉哈迪与当地居民还不够亲密不够熟悉,这种内在戏剧性有所弱化,但惊涛骇浪中那些小船努力靠岸的段落仍旧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仍然给我们很强的震撼。然而,当这种戏剧性外在于被摄者的生活时,就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里,一个沼泽地男孩为了给他的宠物浣熊报仇,带着辟邪盐袋和吉祥青蛙,只身去与凶残的鳄鱼搏斗时,那种凶险与危机,却在根本上给我们一种虚假之感。因为这种斗争精神,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从男孩身上焕发出来的。作为一个纪录片,它缺乏那种呼之欲出的现场真实感;作为剧情片,它又未能充分调动虚构的表现策略,渲染那种虚拟的凶险与危机,从而体会一场真正的“心灵戏剧”。

“心灵戏剧”如果不是内在于被摄者的生活而自然生成的话,往往需要虚构的手段才能获得,所以当弗拉哈迪试图通过延续以前的手法,来捕捉一种心理的真实时,他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表现心灵戏剧时,纪录方法如何与虚构策略相协调?二者是否可以调和?

虚构应该从哪里开始?

这不仅是弗拉哈迪,也是后来几乎所有纪录片人都要面临的共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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