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作为弗拉哈迪最初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给他的电影创作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和介入方式。而正是这种视角让一个十足的电影门外汉变成了创造电影新样式的祖师爷。
探险与纪录之间，存在着十分微妙而有趣的关联。这主要体现为，探险者和纪录者都必须以尊重客观现实为前提，他们的目标就是探索那些尚未被人知晓的事物。为了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二者都崇尚观察与发现的方法。与此同时，在主客体的关系上，他们都宣称客体为第一位，力图避免主观介入与干预，强调以不带偏见的眼光对待眼前的世界。
对于弗拉哈迪来说，探险首先是种童年记忆。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到新的地方探险。我的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换句话说，我们是一个游牧家庭。我们从一个金矿到另一个，辗转于加拿大的各个地方。那时候我才12岁。当我长到十几岁后，我继续跟随着父亲或他的同事们长期累月地远征。夏天划船，冬天滑雪。有时候还到尚未涉足的地方，比如安大略北部内陆。父亲和他的同事测绘地形进行勘探，而我则是多余的人。”[12]
探险不仅仅是弗拉哈迪童年时代的遥远记忆。长大以后，当他真正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的探险家，不仅跨越了北极大地，还重新发现了自亨利·哈德逊时代以来被人遗忘的岛屿。所以，“他首先将作为加拿大北极圈的探险家流传百世”。
探索广袤无垠的世界，探险者必须拥有两种东西：对现实世界的激情和好奇，以及敏锐的观察力。弗拉哈迪无疑拥有这一切。
“在我为麦肯齐的首次探险过程中，我的爱斯基摩朋友尼偌告诉了一些让我很感兴趣的事情。他说向西大约一百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很大的岛屿群。其实我早已注意到这些点缀在海军地图上的岛屿，它们被称为贝彻尔岛，至今未曾有白人涉足。早在18世纪初，它们就被一名哈德逊湾公司的船长绘制到地图上了。1670年，这家公司就在海湾上建立了第一个据点，从此以后，每年都有一趟航船由英格兰岛过来。当爱斯基摩人告诉我那是一个大岛时，我根本不敢相信。它们在地图上不过是些点缀在海洋上的零星小点。然而，一路上遇到的爱斯基摩人不断告诉我同样的故事，我让他们画个草图——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人画的居然大体上互相吻合——同时我还获悉，这些岛上的悬崖，被刮开后似乎在流血。赤铁矿是当今最为重要的一种铁矿，看上去呈蓝色，但是被刮开后则留下血红的印迹。这让我立即对贝彻尔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爱斯基摩人那里，我已获得了很多关于这片岛屿的信息，我相信此地非同小可，不可等闲视之。1910年秋季，返回加拿大后，我将自己的发现向威廉姆·麦肯齐爵士做了汇报。他跟我一样激动，并敦促我进行第二次远征。”[13]
第二次远征始于1911年，历时19个月，旅程异常艰苦卓绝。在此之前已有两支探险队伍都试图穿越这一片荒芜土地并以失败告终。弗拉哈迪的远征在配备上并没有什么优越之处。而前辈们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饥饿的威胁，不如说是因为丧失了斗志。弗拉哈迪勇于冒险，胜利完成了持续一月之久的旅程。虽然此次探险并未发现可供开采的矿藏，但证实了弗拉哈迪对此片岛屿的预测。而弗拉哈迪依然没有放弃重返北方的念头。他对那片神奇的土地似乎永远保持着巨大的好奇。在《纯真之眼》中，作者甚至认为弗拉哈迪的探险与其说是为了寻找矿藏，不如说它只是一个让他前往北方的合理借口。探险本身，寻找未知领地过程中的不可预测性才是对他真正的诱惑。
探险作为生命的起点，既是弗拉哈迪生活经验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它促成了一种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和全新的生活态度。对于一个探险者来说，事物早已存在，只不过在一个不为人知晓的地方埋藏着。无论发现与否，事物本身不会有丝毫变化。它们是客观、自足的，与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并无关系，所以探险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将尚未被人知晓的事物呈现出来。一个伟大的探险者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无与伦比的耐心和永不疲倦的好奇心。因为在面对广袤的土地时，只有保持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才可能发现蕴藏在大地深处的矿藏。长年累月的探险生涯就此训练了弗拉哈迪一双敏锐的眼睛，同时也赋予了他探险家特有的宝贵品质。
作为一名野心勃勃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当弗拉哈迪拿起摄影机时，他在无意之中又进入了另外一块“新大陆”。1910—1919年，从事探险活动的弗拉哈迪在麦肯奇基金会的资助下，曾五次到加拿大东北部与格陵兰岛之间一带进行勘探活动。在这个过程间，他广泛接触到了因纽特人，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第三次远征时，他带上了当时最新流行的玩意儿——电影摄影机。按照弗拉哈迪的说法，拍电影对他纯属偶然。可能是受到了当时在探险圈内盛行的旅行片的影响，他拍摄的初衷并非希望成为一名职业电影人，而拍摄也不过是探险之余的闲情偶寄。
“正当我准备出发之际，威廉姆上校无意中对我说：‘为何不带上新近流行的叫摄影机的玩意呢？’于是我买了一个，但目的只是为我们的勘探做些纪录，别无他意。虽然我们将要远征到有趣的地方，看到有趣的人，但我并没想过把他们搬上银幕，并作剧场放映。实际上，我对电影一无所知。”[14]
应该说作为探险家的弗拉哈迪当时还完全是个电影的门外汉，他从未受过什么电影教育，也没有见识过拍摄现场。他自称不过是在纽约的伊斯门公司接受了为期三周的摄影培训。另外，他还买了一架老牌的贝尔豪威尔摄影机，一套洗印设备，一套普通照明设备以及一些胶片，他试拍了几次，但似乎并不成功。他的首次拍摄开始于1914年，这时距他第三次探险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www.xing528.com)
“他们沿着拉布拉多海岸驾船向北行驶了1 000英里，取道哈德逊海峡，到达巴芬岛——期间，还要滑着雪橇去两千英里外的阿曼查克湖——当然还有拍摄。但是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14年，他才开始使用这个新鲜玩意。他告诉我们：
二月，空气清冽，我们开始了拍摄，我们并不需要他们的热情参与，但妇女们争相上镜。造冰屋、变戏法、跳舞、坐雪橇、捕海豹，在二三月的阳光里不断上演。当然偶尔也有争吵，但只限于妇女圈里，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别人在影片中比自己更出风头……6月10日，我开始为长期的猎鹿拍摄计划做准备。第二天，阿纳格鲁与我带着摄影机、胶片，以及20天的口粮，向内陆的猎鹿区进发。
阿纳格鲁突然指着深深的山谷让我看，远远望去，下面似乎有很多石头，但石头竟然在动。‘鹿！’阿纳格鲁悄悄对我说。我们将摄影机和三脚架放在雪橇上，阿纳格鲁走在狗队前头，甩着六寻长的鞭子，以防狗群发出声响。当我们绕过小山丘，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鹿群当中。除了被困在山谷里的鹿外，剩下的开始向山坡的两边狂奔。我们也跟着一起跑，摄影机就像波涛上的桅杆一样起伏。狗群离鹿群已经不到200英尺（约60.96米）了，我不断地拍呀，拍呀。包围圈越来越小。胜利在即，狗群开始狂吠。刹那间，出事了。我一头栽进厚厚的雪堆里，雪橇翻了个底朝天。阿纳格鲁大笑不止。回营花了两天时间。一路上我都禁不住为自己的电影兴奋不已。可在就在离营地还有12英里（19.31千米）的地方，雪橇在穿越一条溪流时，彻底破裂了。电影泡汤了。”[15]
正因为弗拉哈迪拿起摄影机时还只是一名探险家，所以，当他从探险切入电影时，就不自觉地将电影当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探险。电影制作的种种程式、章法对他毫无影响，相反，他是以探险家的方式来面对镜头前的世界。这样，在处理电影创作的主、客体关系时，作为拍摄主体，他就不会像传统电影那样完全控制、支配被摄对象，相反，他崇尚以被摄对象为中心的、拍摄者不动声色地进行观察、纪录的方式。
“在面对一无所知的对象时，如果要捕捉它本来的形象，绝不能先入为主。抱有成见地接近事物，很容易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眼前的杂念洗掉，排除任何情绪的干扰，以新鲜、稚气而柔和的感性，仿佛胶片曝光时被光影刻印一般，把眼前的世界完整地容纳和铭刻到心灵上，等待真实浮现。这是一种蕴藏着无限可能性的空无，是富有创造力的无为状态。正如在探险开始时不作设想、不抱成见。制作电影的开始，也正是这样一种伟大探险的开端。”[16]
“去发现，去展示”，正是弗拉哈迪电影创作的全部意义所在。作为一种探险精神的延伸，艺术活动的重心也自然而然地偏离于它的传统特征：“创造”。它的着眼点再也不是如何表达主体或自我的主观意识，而是如何使客体或对象不受干扰地展现出来。所以艺术创作不再是主观能动性被张扬而是抑制到最低限度的过程。“真实”成了艺术创作的全部追求。在这里，“真实”有如被埋藏于地底的矿藏，唯有以一种不抱成见、不受主观干预的方式才能获得。呈现事物本来的面貌，展现它未被歪曲的真实状态，就是弗拉哈迪透过摄影机所要追寻的全部。
“他一拿起摄影机，透过取景器开始观察，整个人就仿佛被剥光了，变得一丝不挂，作为社会人的逻辑和成见统统被抛诸脑后。他的眼里只有摄影机为他呈现的东西。当他在阿兰岛的岩石上架起摄影机时，他看到的就不再是阿兰岛，而是摄影机展现给他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微妙、非常困难、非常深奥的事。它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善于接纳的心态，一种能把自己从成见和时尚观念中解放出来的能力，一种能把毕生所获得的知识体系一股脑抛诸脑后的勇气。或许这种能力只有那些最直接、最单纯的人才能获得。我相信，这正是弗拉哈迪独有的伟大天赋。”[17]
在剪辑的时候，就像一个淘金者筛选金粒那样，弗拉哈迪要一遍遍反复观看拍摄好的素材。
“在弗拉哈迪的电影制作中，这个阶段漫长而枯燥，让人筋疲力尽，饱受折磨……我可以看到弗拉哈迪似乎置身于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不断穿越新的地平线进行勘测。没人知道前面、后面，或其他什么地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或许，某些矿迹会跃入视线，但往往一无所获。他就是如此这般地坐在剪辑室里，一个月，又一个月，对任何充满魔力的迹象保持着警觉。在此期间，他饱受煎熬，而这个过程无休无止。”[18]
电影，在弗拉哈迪这里，不过是又一次影像的探险。他置身于影像世界当中，靠直觉来把握自己的方向，而孩子般的好奇之心使他能在最稀松平常的东西中发现新奇和美。终其一生，他一再表示自己首先是名探险家，其次才是电影制作者。理解这句话，是我们解开弗拉哈迪创作模式的关键。探险家永远面向未知世界的胸怀和探索新世界的渴求促使弗拉哈迪总能以一种直觉的、鲜嫩的方式来把握影像。划分纪录或虚构于他没有意义，因为他的电影从不为证明某种类型而存在，它们不过是倾听内心声音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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