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税事件参加者的情况,难以详知。我们所读的文件都出自于官员的笔下。对于他们来说,闹事者分为两大类,即领导者和追随者。官员们主要关心的,是找出并且处罚那些重点人物,因此他们一般很少谈到群众。
从直接的证据里,我们不能确定是谁参加了大规模的抗税事件。但是,如果说那些愿意进行抗争的人们,必定与赋税问题利害攸关,应当是讲得通的。这意味着:佃农、雇工,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比起拥有土地的人来说,可能较少参加抗税活动。与拥有小地产的人相比,拥有大地产的人可能也较少为赋税焦虑,因为按比例而言,他们所负担的赋税较轻。拥有小块土地、收入还过得去的农民,最有可能看到赋税增加对他们的威胁。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在这类农户比例高的地区,抗税运动最为常见。前面所举的山东的例子,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一些地区,阶级分化造成了一种两极分化较为明显的社会结构,使得自耕农为数很少。比起那些自耕农占多数的地区来说,这类地区较少可能成为抗税运动的场所。
关于抗税行动的领导者,我们通常了解得多一些。在一些事例中,这些领导者的社会特征以及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刺激都很清楚。在湖南,小岛晋治已经指出:抗税领导者有时是生员,而且常常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前述江苏嘉定反对偿付拖欠税款的事例中,是一个地保领导了抗税运动。而在山东淄川县,生员领导群众抗议政府镇压抗税者。由一个生员来领导是常见的,但绝不是惟一的情况。例如在长江下游就有一个例证:有个名叫金德纯的人,原先做过和尚和盗匪,后来又行医。他因未能参加包揽赋税而对一个过去的税吏充满怨恨。1845年,他在昭文县带领大约40个拥有土地的人,抗议赋税征收率太高(白凯1992:59)。白凯认为:从嘉定的事例中获得的证据来看,抗税活动并未有士绅明显卷入(这颇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事例中所反映的情况),团练也未起明显的作用(白凯1992:79~80)。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抗税事件的领导与组织方面存在某种地域性差别,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差别。(www.xing528.com)
一般说来,那种以请愿方式吁请蠲免赋税为开端的抗税运动,似乎是由那些向地方官呈递请愿书的生员带头的。这些下级士绅和金德纯一类的讼棍,在遍及全国的许多抗税传闻中,是关键人物。生员通常没有财源,但其所受的教育,足以使他们在代表其他人行动时谋取私利。儒家的道德情操与他们个人的荣达并不相矛盾。集合起人们吁请减赋,这需要一个生员的本事。在此事中,从表面上来说,他代表着人民。我们可以放心地预言:生员的出现将会大大促成抗税事件的发生。[37]
领导问题决定着一次抗税事件的可能走向。但是仅仅领导者并不能使得抗税发生。他们需要策略,来组织那些以对抗行动向当局挑战的潜在追随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