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税事件参加者的情况，难以详知。我们所读的文件都出自于官员的笔下。对于他们来说，闹事者分为两大类，即领导者和追随者。官员们主要关心的，是找出并且处罚那些重点人物，因此他们一般很少谈到群众。
从直接的证据里，我们不能确定是谁参加了大规模的抗税事件。但是，如果说那些愿意进行抗争的人们，必定与赋税问题利害攸关，应当是讲得通的。这意味着：佃农、雇工，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比起拥有土地的人来说，可能较少参加抗税活动。与拥有小地产的人相比，拥有大地产的人可能也较少为赋税焦虑，因为按比例而言，他们所负担的赋税较轻。拥有小块土地、收入还过得去的农民，最有可能看到赋税增加对他们的威胁。因此，我们将会看到：在这类农户比例高的地区，抗税运动最为常见。前面所举的山东的例子，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一些地区，阶级分化造成了一种两极分化较为明显的社会结构，使得自耕农为数很少。比起那些自耕农占多数的地区来说，这类地区较少可能成为抗税运动的场所。
关于抗税行动的领导者，我们通常了解得多一些。在一些事例中，这些领导者的社会特征以及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刺激都很清楚。在湖南，小岛晋治已经指出：抗税领导者有时是生员，而且常常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前述江苏嘉定反对偿付拖欠税款的事例中，是一个地保领导了抗税运动。而在山东淄川县，生员领导群众抗议政府镇压抗税者。由一个生员来领导是常见的，但绝不是惟一的情况。例如在长江下游就有一个例证：有个名叫金德纯的人，原先做过和尚和盗匪，后来又行医。他因未能参加包揽赋税而对一个过去的税吏充满怨恨。1845年，他在昭文县带领大约40个拥有土地的人，抗议赋税征收率太高（白凯1992：59）。白凯认为：从嘉定的事例中获得的证据来看，抗税活动并未有士绅明显卷入（这颇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事例中所反映的情况），团练也未起明显的作用（白凯1992：79~80）。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在抗税事件的领导与组织方面存在某种地域性差别，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差别。(www.xing528.com)
一般说来，那种以请愿方式吁请蠲免赋税为开端的抗税运动，似乎是由那些向地方官呈递请愿书的生员带头的。这些下级士绅和金德纯一类的讼棍，在遍及全国的许多抗税传闻中，是关键人物。生员通常没有财源，但其所受的教育，足以使他们在代表其他人行动时谋取私利。儒家的道德情操与他们个人的荣达并不相矛盾。集合起人们吁请减赋，这需要一个生员的本事。在此事中，从表面上来说，他代表着人民。我们可以放心地预言：生员的出现将会大大促成抗税事件的发生。[37]
领导问题决定着一次抗税事件的可能走向。但是仅仅领导者并不能使得抗税发生。他们需要策略，来组织那些以对抗行动向当局挑战的潜在追随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