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在《独立评论》时期,也对“李约瑟难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发表于《独立评论》162号,这期杂志是1935年8月4日出版的。
在这篇文章中,吴景超引述倭克朋(又译乌格朋)在《社会变迁》(见附图)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发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据于文化基础,那么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是很显然了。我们现在正在吸收别国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得圆满,那么我们自然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所以中国过去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非生物的问题。
乌格朋著,费孝通、王同惠译的《社会变迁》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为什么缺乏发明的文化基础?这个问题如换一个问法,便是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提出几个假设来,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参考。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在这种工作上面,我们的祖宗,也曾表示了许多难能而并不可贵的本领。譬如背诵十三经,首尾不遗一字,有许多儒者便做到了。我还遇到过能背汉书的人。但还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学者,能背诵柏拉图的共和国,或卢梭的民约论。这种耐心,这种毅力,假如改变了途径,用在自然科学上面,不见得就没有成就罢。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工夫的民族,对于自然科学,自然没有成绩可说。但没有下过工夫,并非不能下工夫,这一点我们是要认识清楚的。(www.xing528.com)
“第二,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我们偏在东亚,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与他们,因为过去交通不便的缘故,接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明,我们不能借来做我们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基础,在十九世纪以前,虽然已经含了不少外来的成分,但大体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建筑起来的。欧洲各国,因彼此距离很近,一国的发明,不久便成为各国共同的所有品,所以他们文化基础,可以说是各国共同建筑起来的。研究瑞典文化的人曾估计过,瑞典文化中,外来的成分,比自己创造的成分为多。这是西方各国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吃亏的地方。假如在中世纪时代,欧洲与中国,交通便有今日的方便,那么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便可一点一点的传入中国,成为我们的文化基础。也许中国便有一部分人,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便加入工作,加入自然科学的研究。真能如是,我们今日一定有很光荣的发明可以自豪了。”
吴景超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5年。而“李约瑟难题”的由来,据李约瑟自己回忆是在1938年。他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