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市场路径解答李约瑟难题

探讨中国何以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上全面落后于欧洲，可以看作是广义的“李约瑟难题”。解答难题的前提是搞清西欧何以兴起。遗憾的是，上述几位经济学家却并没有把握“西欧兴起”的原因问题，所以也只能做出一些泛泛之论，当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其实斯密（2008）［12］已认识到西欧进步的基础在于“市场规模的扩张”或“市场发展”。波斯坦（2004）［2］又论证说西欧商品市场的特点是廉价农林牧渔基本产品广泛参与了市场交易，并且阐明了“农产品市场发展”引发“工业进步”的过程和原理。诺思（1989）［9］则进一步阐明，市场扩张引发了“技术进步”^[13]和“制度变革”^[14]，两者都促进了西欧经济增长。

（一）波斯坦发现了西欧商品市场的特点

波斯坦（2004）［2］强调，西欧^[15]商品市场不同于其他地域商品市场的特点在于，“廉价农产品”粮食、鱼类、葡萄酒、木材等大宗货物广泛参与了市场交易，而传统地中海市场上所交易的物品，却主要是被称为奢侈品或准奢侈品的高值货物。相对于高值的奢侈品和准奢侈品，波斯坦强调西欧交易的物品主要是日常生活必需品。波斯坦的这一发现，把近代西欧涉及全体居民生活的基本物品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与其他地域（尤其是中国）浩瀚史籍中关于“市场繁荣”（缺乏实际内容）的笼统描述区别了开来，为搞清西欧社会转型的“市场基础”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货物按照价值高低，可以分为高值货物、中值货物和低值货物三类：粮食大体可以看作是“中值货物”；比粮食价值高的货物被称为“高值货物”，反之则被称为“低值货物”。由于运费与货物重量成正比而与货物的价值无关，所以高值货物的运费与其价值相比就微不足道，这决定了它们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16]。“低值货物”（也称“廉价货物”）则相反，它们体积大、重量大、运费也大，很短距离的运费就可能会超过货物本身的价值，这使它们无法进行远距离运输和销售。蔬菜、块根、水果、木材、海鲜等农林牧渔产品大都低值笨重，无法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所以就难以形成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粮食介于高值货物与低值货物之间，它能够运送的距离，也介于高值货物和低值货物之间：与高值货物金银、珠宝、毛皮、丝绸、香料、药材等相比，它不便于远途运输和销售；但与低值货物蔬菜、水果、木材等相比，它又可以运送到较远的距离进行销售^[17]。

西欧廉价的农林牧渔基本物品能够广泛参与市场交易，应当是由于那里的条件非常特殊（优越）：地区间廉价基本产品的“成本差额足够大”，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后仍然有利可图，激励人们致力于市场交换，于是基本产品的商品市场逐渐发展了起来。

或许有人会问：西欧地理气候条件早已存在，它引起的产品差异大和水路运费低也早已存在，何以人们直到近代才发展商品市场呢？波斯坦认为，10世纪以前西欧人口稀疏，不具备发展商品市场的人口基础。10世纪之后北欧人口明显增长，为地区间贸易创造了基础^[18]。

波斯坦对经济史研究有重要贡献，但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没有普遍接受^[19]他的成果。倒是诺思充分利用了波斯坦的研究成果，全面阐明了近代欧洲市场经济兴起和社会全面转型的过程和原理。

（二）诺思研究西欧兴起的理论成果

1973年诺思和托马斯合作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欧经济增长的关键”。由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必须有相关制度予以配套，所以一般认为诺思理论就是强调“制度变革是关键”。不过就经济史研究的重大问题来说，诺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基础性原因也在于市场发展，而市场发展的客观原因则是“产品差异大”和“水路运费低”。诺思（1989）建构了西欧市场扩张的理论模型：人口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新开垦地区的人口密度要小于老区的人口密度，而土地则比较充裕。充裕的土地使得那里生产土地密集产品较为有利，而人口密度高因而劳动力比较充裕的老区，则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比较有利。另外，新迁移地区与老区的自然资源必然有一些差异（这根源于地理条件），并且新地区之间的自然资源也各不相同，因而产品的种类也各有差异。这使地区间相互交换产品具有潜在的盈利。人们逐渐认识到本地区的优势所在，于是都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优势产品，用以交换在本地区耗费时间较多的劣势产品。欧洲降水丰富，河流密布，大多数河流一年四季均可通航，于是各地有差异的产品就可以通过低廉的水路运输实现交换，结果在那些地理位置适中的地点，就逐步形成了地区内和区域间的交易市场。^[20]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每单位商品所承担的交易费用降低了。交易费用的降低又促进了商业和服务业的建立和发展……城市的发展便利了本地的交易和整个地区的交易，交易和市场的扩张又使职能专业化、引进新技术和调整生产工艺能够增加收益。总之，人口增长为贸易创造了基础，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扩张促使中世纪的西欧经济逐渐发展起来。

简单说就是：人口增长使人们迁移扩散到不同地区以后，西欧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大”的优越性显示了出来，促进了基本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农产品市场又带动了制造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

（三）利用“波斯坦－诺思”原理对中国商品市场萎缩所做的解释

一些中国学者往往利用古代文人的描述，宣称商品经济曾经如何繁荣。但是如前所述，这些描述性文字缺乏具体数据，对研究经济史并没有多大作用。吴承明（1983）的研究得出结论说：“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国内市场，主要还是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交易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笔者以为，与西欧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相比，将清代（及其以前的）商品市场界定为“狭小、萎缩”是符合实际的。

那么，中国商品市场何以长期“狭小、萎缩”呢？我们从地理气候条件谈起：

地球由西向东的自转，使世界上普遍形成了东西方向的气候带，而南北方向则因为接受太阳辐射的不同，气温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的季风大体也是南北方向，所以冷热空气是南北方向流动的，这加强了气温和降水的地带性：东西方向的气候基本相同，气温和降水都表现出南北方向的差异。中国文明的本部（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大部、山东几乎全部以及安徽江苏北部），大致是暖温带和半湿润地区的共同部分。从该地域最西端的甘肃兰州一直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土壤、气候几乎都是相同的。

相同的气候决定了农作物品种也大致相同，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夏麦秋粟（小米），清代以来又引进了玉米和甘薯。由于基本产品相同，因而没有相互交换的必要。

中国的气候虽然呈现出南北方向的差异性，但差异程度却很小，中国东部（京广铁路所在南北一线）由南到北2000多公里的范围内，却只是形成了稻作区、稻麦混合区、小麦区三个作物带（每个的宽度很大），这表明南北方向产品差异的程度也很小，所以南北方向产品交易的利润空间也很小。雪上加霜的是，中国主要河流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与产品差异的南北方向差不多是垂直的，这样，南北方向的差异产品（尽管成本差额不大），就无法通过水路运输实现交换。事实上东西流向的大江大河，却正好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障碍。毛泽东在其诗词中把长江称为“天堑”，正好反映了它对南北交通的阻碍作用。

下面我们用小麦、稻谷的成本差额数据，说明粮食无法实现南北交易。按说，为了说明古代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应当利用古代资料。但由于事实上商品市场并没有发展起来，结果也缺乏古代地区间商品价格的资料。好在农产品在地区间的成本差额（表现为地区差价）主要由地理气候条件决定，而2000多年来地理气候条件变化不大，所以现代地区间“相对差价”的数据，仍然具有参考价值。(www.xing528.com)

1.陆路运费太高，中国小麦无法实现异地交易。中国小麦的优势产区在河南新乡一带，由此往南、往北产量都逐渐降低（成本升高）。武汉与新乡南北距离约600公里。根据肖世和（2007）［16］提供的资料，2006年湖北小麦平均亩产406斤^[21]。根据叶优良等人（2008）［18］提供的另一则资料，2006年新乡附近浚县小麦亩产960斤^[22]，我们在此将其看作新乡小麦的平均亩产量。

新乡小麦亩产高，一是由于土壤、气候条件优越，二是由于水、肥、机械、人工等投入较多。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假定两地小麦的投入成本相同^[23]，都为A，那么武汉每斤小麦的成本n＝A／406；新乡每斤小麦的成本m＝A／960，此时：

n／m＝（A／406）／（A／960）≈2.36，即n＝2.36m，两地的成本差额率p＝1.36。

新乡与武汉间没有通航水路，古代只能牲口驮运。根据波斯坦书中资料所做的计算：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统治时期，骡子驮运小麦207公里，运费就等于小麦的运前价值（赵峰，许平中，2014）。根据这一数据，1.36m的产品差价全部用于运费，也只能运送207×1.36＝281.52（公里）。由于新乡到武汉有600公里之遥，所以小麦无法运送到武汉销售。

2.稻谷的成本差额太小，无法实现地区间交易。湖南的湘江、江西的赣江都由南向北注入长江，上下游之间可以利用水路运输。那么，稻谷能否实现异地交易呢？

据江西农业信息网2012年7月26日报道，赣江上游赣州市安远县，水稻高产万亩示范片亩产1080斤；赣江下游九江市湖口县文桥乡，水稻高产万亩试验片亩产1000斤。假如每亩投入成本相同（都为A），那么赣州稻谷的成本m＝A／1080，九江稻谷的成本n＝A／1000，照这样计算，两地稻谷的产品差额率仅有8%。如此之低的产品差额率，连所雇收购和销售人员的工资也承担不了，更不要说装卸费用、运输费用和经营利润了^[24]。

事实上长江以南各地的产品差额（率）都微乎其微，直到现在，我们甚至也不知道究竟哪个地域在稻谷生产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较低）。

这样，北方主要由于陆路运费太高^[25]，南方主要由于（产品的）成本差额太小，总之是“产品差额”无法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结果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都无法实现异地交易。因此，正常情况下，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辐射范围广阔的粮食市场^[26]。

由于粮食（中值货物）尚且无法实现异地交易，所以比粮食价值还低的农林牧渔基本产品（低值货物）也就更无法实现异地交易了。因此，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就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历史上参与市场交易的物品，大都属于“高值货物”，如金银、珠宝、玛瑙、象牙等贵重物品和棉麻、丝绸、毛皮、香料、茶叶等“特殊物品”。古代中国和古代地中海世界莫不如此。不过也正因为它们价值高，普通百姓消费不起，所以对交易手段的发展并没有多大促进作用。

有意思的是，中国北方市场上也往往有南方大米出售。南方大米运到北方，售价中就包括生产成本、运输费用、交易成本，商人还要获得经营利润，所以售价必然很高，成为一般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北方有的农民为了吃上大米，就从外地引进种子种植“旱稻”。引进种子的选择反过来又说明：由于运输费用太高，农民交换外地运来的产品，还不如调整结构种植所需产品来得合算。调整种植结构的选择，使得各地都形成了“小而全”的农户：农户只为满足家庭消费而生产，只有自己不能生产的盐、铁等产品才从商贩处购买，于是社会也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状态。

盐铁有其特殊性：两者既是必需品，农户自己还不会生产，所以经营盐铁产品应当能够赚钱。可统治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战国时期齐国的管仲就开始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到大一统的汉代，盐铁专营制度则推行全国了。国家垄断经营的高额收入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而对市场发展却只能起负面作用。

从商品自身特点说，经营中药材也许是唯一能够使民间商户赚钱的生意。中药材“丰年是宝，荒年是草”。承平年代人们有点小病就赶快求医问药，社会对药材的需求量大，交易总量也大。到清代，江西樟树、安徽亳州、河南禹州辉县、河北安国都形成了全国有名的药材市场。但一到荒年，药材市场就急剧衰落，因为它并不能“繁荣经济”。

3.中国“重农抑商政策”解读。历史上欧洲的帝王大都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而中国帝王却大都实行抑商政策。历史学家往往把这一情况归咎于帝王的远见或短视。其实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

在西欧，由于地区间产品的成本差额很大，这使得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增加了收益，统治者则从中征收了可观的税费。例如法国波尔多附近葡萄酒的出厂价为5里弗／桶，政府在港口征收的出口税达2.5里弗／桶，等于出厂价的50%。结果出口量越大，国家收入就越大。所以欧洲帝王大都鼓励工商业发展。

中国却不同。由于基本产品的成本差额很小，无法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所以就没有专门经营农林牧渔“基本物品”（廉价商品）的商人。高值货物的销量很小，经营利润也低，这使统治者无法征收高额的税收。正常利润太低，使得商贩们总是极力偷逃税款，小商贩则惯于行奸弄巧（因而被称为“奸商”）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因而被称为“私贩”）。结果国家从商业活动中征收的税款，还弥补不了对整个商业进行管理的费用（税收收入不够税务人员工资）。于是在统治者看来，商贩对社会就只有负面作用，所以历代帝王都提倡以农为本，采取抑商政策。显然，抑商政策有其客观原因，而并不是由于中国帝王的短视。当然，抑商政策肯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我们前述的地理气候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基本物品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