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寡头市场下的进入难题？

寡头市场结构下的自由进入与市场效率问题是产业组织理论的经典问题。这类文献同样不考虑任何形式的政策干预，研究市场均衡条件下的企业数量能否自动实现社会最优。当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不能达到最优时，资源也就不能实现最优配置，这就是由进入偏误（entry biases）引致的市场扭曲。如果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过多，则称存在过度进入（excess entry）问题，相反，则称存在进入不足（insufficient entry）问题。如果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恰好达到最优，则称达到了社会期望的进入数量（social desirability of entry）。

（一）封闭条件下的进入偏误

Von Weizsacker和Christian（1980）以及Perry（1984）指出，在同质产品市场，存在企业过度进入的可能性，并且进一步归纳为过度进入定理（excessive－entry theorem）。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反响，很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自由进入会产生社会最优的企业数量，一个原因可能是，造成进入偏误的原因还没有搞清楚（Mankiw和Whinston，1986）。

Mankiw和Whinston（1986）首次对进入偏误发生的原因进行探究。在一个同质性产品市场，假设企业进入市场需要支付进入成本，企业间进行古诺寡头竞争，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增加会造成每个在位企业产出下降，而且忽略企业数量是整数（integer constraint）这一限制，则市场均衡条件下的企业数量超过社会最优的企业数量。文章认为，商业窃取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可以为同质产品市场的过度进入问题提供解释。当一家新企业进入市场时，会造成在位企业产出减少和市场份额的下降，所以新企业对社会剩余所做的贡献是，该企业利润减去在位企业的利润损失，很明显小于该企业自身的获益，即企业利润。^[2]

很多文献逐步放松Mankiw和Whinston（1986）的假设，仍然得到了过度进入这一结论。Okuno－Fujiwara和Suzumura（1993）假设企业相互做出进行R＆D投资，以降低成本的承诺，结果发现，企业之间的战略性承诺（strategic commitments）会导致企业过度进入。其他一些文献也得到类似结论（Klemperer，1988；Lahiri和Ono，1988；Anderson et al.，1995；Fudenberg和Tirole，2000）。这一貌似合理的结论为一些国家实施的反竞争的产业政策，如进入规制（entry regulation）措施，提供了辩护，因为根据这一结果，进入规制是提高社会福利的一种途径。据此，进入规制成为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的指导方针（Suzumura和Kiyono，1987；Suzumura，1995）。

值得注意的是，在Mankiw和Whinston（1986）之后的一系列文献，都是延续了存在规模经济，而且企业成本对称的假定。因此，过度进入这一结论的得出，取决于这两个严格的假定，如果放松这两个假定之后，结论受到影响，则政策建议也随之变化。Ghosh和Saha（2007）首次证明如果不存在规模经济，仍然会产生过度进入问题。但是，Mukherjee（2012b）通过同时假设不存在规模经济和企业之间成本非对称（cost asymmetry），得到了与之相反的结论，即存在进入不足问题。因此，当放松假设之后，得到的结论并不唯一。

国内学者对进入偏误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马捷等（2013）研究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的自由进入问题。结果表明，无论假设产品同质性还是产品差异性，都有可能出现过度进入、进入不足，甚至最优进入的不同结果。作者据此提出，关于企业制度的假设很关键，在古典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假设下，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不能独立于企业制度来讨论自由进入的有效性问题。

大量理论文献通过对进入偏误问题进行研究，得到的大多数结论是，存在过度进入问题，但是仍然由一系列文献通过放松假设，发现存在进入不足。如果现实中某个行业存在过度进入，则政策含义是，政府应该采取进入规制等限制进入的产业政策，而如果存在进入不足，政策含义就完全相反了，即政府应该采取降低进入壁垒等鼓励进入的产业政策。(www.xing528.com)

（二）垂直关联与进入偏误

大多数文献仅仅在单一产业框架下，分析了进入偏误问题。实际上，现实中具有上下游关联的产业是非常普遍的，几乎所有产业都不能脱离其他行业而独立存在。比如，汽车制造商会从很多上游制造商购买钢铁、灯泡、轮胎和其他诸多零部件；作为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电脑芯片制造商Intel将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的下游企业。

Ghosh和Morita（2007a）构建了一个产业间具有上下游关系的垂直寡头（vertical oligopoly）模型，生产最终产品的下游企业从上游企业购买中间投入品。上下游企业间都进行古诺寡头竞争，上下游企业均生产同质产品，允许潜在的进入者进入上游产业，下游企业数量给定。在这一框架下，上游企业在市场均衡下的数量少于社会最优的数量。原因是，上游企业是否进入市场受到两种效应的权衡，分别是商业窃取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和商业创造效应（business－creation effect）。如果一家上游企业进入市场，则会从已经在位的其他上游企业那里“偷窃”一些市场份额和利润，因此有过度进入的动机；同时，一家企业进入市场以后，会增加下游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却不能作为上游进入企业的总剩余，因此有进入不足的动机。作者证明，在这一框架下，商业窃取效应弱于商业创造效应，因此，上游进入的企业过少，存在进入不足的问题。

很多文章在Ghosh和Morita（2007a）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拓展研究。Ghosh和Morita（2007b）通过构建一个允许讨价还价的双边寡头（bilateral oligopoly）模型，发现当中间产品供给者有足够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时，下游市场企业进入不足。Herweg和Müller（2012）研究发现，企业既有可能过度进入，也有可能进入不足，这取决中间投入品市场是否存在价格歧视，以及下游企业数量是否外生给定。Onishi et al.（2016）观察到日本的核磁共振仪器制造商的数量远多于美国，而且价格比美国低25%，据此猜测这一现象可能是日本核磁共振仪器产业存在过度进入的结果。模型假设，上游为核磁共振仪器制造商，下游为医疗机构，负责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结果显示，上游企业的过度进入，导致下游医疗机构之间竞争性购买昂贵的医疗器械（medical arms race），这是因为医疗机构拥有通过新技术吸引病人，以获得高额利润的动机。

虽然Ghosh和Morita（2007a）的模型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很多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上游企业数量不足，进而导致各个企业垄断力过强，从而造成福利损失的事实。但是，却不能对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另一种垂直结构下进入偏误方向做出判断，即中间投入品市场由一家企业垄断而且下游市场间进行寡头竞争。

Basak和Mukherjee（2016）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空白。这篇文章认为，在一个垂直关联产业（vertically related industry）框架下，进行寡头竞争的全部下游企业都从唯一一家上游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此时，市场均衡下进入下游市场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的数量不是最优的，进入偏误的方向取决于规模报酬。如果企业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进行生产，则市场均衡下的企业数量过少；如果企业采用规模报酬递减的技术进行生产，而且市场进入成本充分低，则市场均衡下的企业数量过多。

这一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政府应该对采用不同规模报酬技术进行生产的产业采取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同样，这一结论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也有指导意义。很多学者已经对中国制造业不同产业的规模报酬进行了研究。龚关和胡关亮（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除了烟草业呈现规模报酬递增，饮料行业中的部分行业无法拒绝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其他所有行业无一例外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Amiti et al.（2016）通过对中国28个制造业分行业的研究表明，所有行业都呈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因此，中国制造业大多数行业甚至全部行业都存着过度进入的问题，需要政府采取进入规制来提高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