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监狱工作探讨：历史相似性

1.相似的境遇

如同当年美国教育领域的两难境地，监狱系统如今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窘境。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对罪犯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逼迫监狱不断追求向前、向后延伸，拓展自身的教育领域，从封闭式教育机构越来越向社会化教育机构转变；另一方面罪犯教育在社会多元化价值逼迫下，罪犯改造质量下降、原有结构趋向不合理、教育者能力不匹配等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最终由于重犯率持续高峻，受到社会公众的抨击。

在这样的局面前，罪犯教育工作者，尤其是监狱民警群体的认知也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在强调安全首位意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保守的声音，认为监狱的核心本质就是执行刑罚，在监狱安全压力大如山的当下，监狱民警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监狱安全管理方面，即使是罪犯教育，也应该为确保狱内安全而服务。甚至有极端的论调认为，犯罪是社会原因，社会化教育都解决不了犯罪的问题，奢求监狱来解决，显然对监狱的期望过高了。相对应的，也有相当部分人认为，要提高罪犯教育质量，罪犯管理与教育工作应予以剥离，或尝试推进全面的罪犯社会化教育，或推进监狱民警职责分离，实现看守型与矫正型民警的双向发展。

另外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与当年的美国教育领域略有不同，目前监狱系统还没有得到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那次评价。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凯特灵基金会和联邦教育部各自资助了3个学校教育研究项目，而这3个项目最终出具的研究报告无一例外都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学校系统，将其描述成为存在严重问题的教育机构。^[5]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罪犯矫正领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马丁森炸弹”。^[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往往简单地将其理解为马丁森等人认为罪犯是无法矫正的，而事实上，马丁森在之后的研究中明确修正，其提出的“矫正无效论”并不是说罪犯是无法矫正的，而是指当时采取的矫正手段对罪犯而言是失效的。换句话说，马丁森并不认为对罪犯进行矫正没有意义，而是对当时监狱采取的矫正手段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与这段历史相比，我们的监狱系统似乎就欠缺这最后的“补刀”了，也许它不会发生，谁又能确定呢？

2.相似的追求(www.xing528.com)

首先，克雷明在其教育生态学理论中赋予了“教育”新的定义。其于1970年在《美国教育：殖民地时期的历程（1607—1783）》一书中提出：“我把教育看作一个审慎的、系统的和通过不断努力去得出或唤起知识、态度、价值、技能和情感的过程。”对照其观点我们发现，这与当前监狱系统提倡的“大教育”观本质上是相通的。这一定义明确了罪犯教育并不单纯地指向为监狱民警对罪犯开展的灌输式教育，其既可能发生在监狱民警与罪犯间，也可能发生在社会人员与罪犯间，甚至也包括罪犯的自我教育。同时，这一定义也限定了，罪犯教育必须是有目标和计划的主动性过程，不排除在无意识的过程有时也能出现好的效果，但那不能称之为教育。例如，大多数新收罪犯在入监初期会下意识地避免可能的越轨行为，这显然不属于罪犯教育的范畴。

其次，相互作用论是教育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之一。克雷明希望通过利用教育结构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来促进学校教育的进步以摆脱当时的两难境地，从而适应社会不断的变革。同样地，随着监狱各类设施条件的逐步完备，当前罪犯教育领域想在硬件条件上实现创新突破的难度已经相当之大，因此“内涵式发展”正成为今后的主要突破方向。从结构因素上挖潜，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可能，也必然是“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教育生态学理论还试图帮助公众明晰一个认知误区。一直以来，个体表现总是与学校教育简单挂钩。学习成绩好一定是学校教得好，老师有水平；反过来，也一定就是学校或老师的问题。监狱系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于被罪犯个体所绑架，也经常听到类似“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感叹。教育生态学理论强调不能孤立地用个体表现作为教育机构作用表现的评价标准。单就这一点而论，与监狱迫切希望的思考方式是趋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