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用语替代方法，把刑法中所有的动词性质的构成要件放在一起来排序的话，危害和侵犯（侵害）无疑是最具有涵摄力的两个上位构成要件。
首先，从类罪来看，危害和侵犯（侵害）是最具有涵摄力的上位语词，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即便现在表述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危害人身权利的犯罪（即便现在表述为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等等。
其次，从个罪来看，危害和侵犯（侵害）同样是最具有涵摄力的上位语词，如危害生命权的罪名（即便现在表述为杀人罪等），危害健康权的罪名（即便现在表述为伤害罪等），危害性自决权的罪名（即便现在表述为强奸罪等）[29]，危害名誉权的罪名（即便现在表述为侮辱罪等），等等。即便是那些司法实践中很少出现的罪名，如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然可以表述为危害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公共卫生利益罪，等等。所以，危害成为刑法学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之一，它是统摄所有犯罪行为的概念和范畴。
为什么这样做无论在语言还是逻辑上都是正确的？
首先，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作为基本的刑法范畴、刑法知识，已经把所有的动词（行为）都置身于其下了，这可以说是历代刑法学家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人类刑法知识体系的最大贡献之一。具有上位地位的危害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现行刑法的罪名；而反过来说，现行刑法具体的刑法罪名，都是在征表具有上位地位的危害行为。例如，滥用职权罪不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吗？不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法益的犯罪吗？
其次，法益侵害说逐渐为学界认可后，相应的表述也逐渐开始变化，例如，犯罪是侵害法益的行为，那么，具体的犯罪就是侵害具体法益的行为，侵害法益与侵犯法益完全可以互相代替，所以，侵害也成为刑法学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之一，它也是统摄所有犯罪行为的概念和范畴。
最后，作为刑法总则的范畴，危害行为、法益侵害、教唆、帮助、主犯、故意、过失等，对于刑法分则中的具体构成要件当然具有涵摄力。从刑法分则的具体构成要件中归纳和抽象出刑法总则的范畴，再由刑法总则的范畴去指导刑法分则的范畴，再从被指导过的刑法分则具体构成要件去完善刑法总则的范畴，如此循环下去，这也符合认识规律。有学者指出，无论是总则的还是分则的范畴，都是原型范畴[30]，原型范畴具有边缘模糊的特点，好的样本和差的样本会随时间而变化，差的样本可能逐渐由边缘进入中心，从而改变认知模型，也就是改变刑法学说和刑法解释的观点。[31](www.xing528.com)
危害、侵害、侵犯、损害等，都是刑法语料库中的上位概念。危害，词典义为使受破坏；损害。[32]侵害，词典义有二，一为侵入而损害，一为用暴力或非法手段损害。[33]侵犯，词典义为非法干涉别人，损害其权利。[34]损害，词典义为使（事业、利益、健康、名誉等）蒙受损失。[35]由于各个词语的词典义存在着互训的实际，所以，这些上位概念、上位构成要件在刑法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这是根据习惯或者动宾搭配的理由而选择使用这几个词语罢了。比如，从语言习惯来看，虽然性侵犯一般不会表述为性危害（偏正结构），但是却可以表述为动宾结构的危害性自决权，等等。再如，虽然破坏交通设施罪一般不会表述为危害交通设施罪，但是可以表述为损坏交通设施罪或者损害交通设施罪，等等。
同样，破坏也是刑法语料库中的上位概念。虽然由于前述的理由，它的地位不及危害和侵害（侵犯）。但是，破坏的涵摄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其词典义有5个义项：使建筑物等损坏，使事物受到损害，变革（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违反（规章、条约等），（物体的组织或结构）损坏。[36]显然，从词典义来看，破坏一词就有广义与狭义之别，至少，使建筑物等损坏这一义项是狭义，使事物受到损害这一义项是广义。
同样，破坏一词的刑法语义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罪中的破坏是狭义的，是被限制为“破坏交通工具的关键部件”。如果行为人破坏非关键部件，则不属于破坏交通工具罪。但是，打砸汽车玻璃，刻划汽车外观，拆掉汽车驾驶室的门，当然属于社会生活中的破坏，而这就是广义的破坏。重庆乘客拉扯汽车方向盘导致车辆坠江的案件中，行为人拉扯有人控制的方向盘，本质上是对关键部件的破坏，所以，这是狭义的破坏。因此，刑法分则中的破坏交通工具罪，不能以一般社会生活的视角去观察和判断，该罪名的实质是“足以导致交通危险的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这就把破坏非关键部件的行为从该罪排除出去了。因此，对正在驾驶的驾驶员的控制、殴打、推搡、拉扯，都属于破坏交通工具罪，而不是侵犯人身的犯罪。拉扯手持方向盘的司机等价于破坏交通工具。拉扯手持方向盘的司机等价于拉扯方向盘，就是拉扯交通工具的关键部件，等于是在破坏交通工具。老百姓的说法是“司机是把方向盘的”或者“司机是拿方向盘的”，既然是如此普通的道理，重庆乘客的行为应该被评价为破坏机动车关键部件，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37]
也就是说，无论从词典义还是从语言习惯来看，虽然破坏的对象往往是有体物，但经常也用于比较抽象的事物。而危害和侵犯的对象往往比较抽象。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的对象比较具体，而破坏资源环境、破坏选举的对象就比较抽象。因为破坏一词的使用，既有本义，也有引申义。所以，危害与侵犯是上位概念，相对而言，破坏宜作为危害与侵犯下位概念。
假如我们愿意从中国刑法史角度来审视，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七日《修正刑律草案》再读时，议员们对“放火”与“破坏”之间的语义关系的争论是珍贵的刑法资料和历史财富。议员汪荣宝认为，放火有破坏的意思。议员高凌霄则认为，放火有时还要伤人，岂是破坏二字所能包括？议员顾视高认为，破坏二字已经包括放火在内。议员籍忠寅认为，放火有时伤人，破坏不过财产上之丧失，所以是两回事……[38]笔者认为，从今人视角考察，放火一词的确是有破坏之义，放火当然是对法益的破坏或危害，这是因为破坏的义项非常丰富，外延可大可小。上述议员观点的对立，源于对破坏一词外延大小的对立。外延大的破坏，可以涵摄放火。而外延小的破坏，仅针对财产的破坏，则不能涵摄放火。
这绝不是玩文字游戏，这是语言世界和刑法世界高度融合之下必然得出的结论，也是开启刑法研究金色拱门的新钥匙。刑罚体系也罢，刑法理论也罢，貌似波诡云谲，歧见纷呈，学说林立，难明头绪，实则是没有找到条理之、系统之的手法。而如果我们愿意从语言入手，重新审视刑法世界和犯罪类型，就能够豁然开朗，收到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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