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性层面的判断是消极判断、客观判断，如果行为具备违法阻却事由，则行为就不具备违法性，在该阶层直接出罪。一般来说，行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就推定其具有违法性，除非其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常见的、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由于正当防卫要求在不法侵害发生时才可实施，而且是“正”对“不正”，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情况，下文专门检验本案能否构成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的构成条件为：①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危险的损害；②客观上具有正在发生的真实危险；③迫不得已而采取的行为；④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而造成不应有的危害；⑤避险不得适用于职业上、业务上有特定职责的人。与正当防卫相比，紧急避险的最大特点是以“正”对“正”，即行为人为了一个利益，不得已损害了另一个合法的利益。此外，紧急避险还有“不得已”的要件。
有学者明确指出，侵犯性紧急避险的实质在于保护优势利益。如果在权衡对具体利益冲突有意义的情况后，侵害更低价值的利益成了保护更高价值的利益的唯一手段，则在合乎最低限度的互相团结原则的前提下，承认对更低价值的侵害不具有违法性。[3]也就是说，紧急避险的判断重在利益比较，保护的利益必须大于损害的利益，且行为当时不得已。如果保护的利益与损害的利益相当，原则上不构成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
销售假药罪侵犯的主法益是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国家对防治抗癌药管理严格，自然有其目的。该类药品如果未经检测就流入市场，潜藏着巨大风险。此外，这里还涉及知识产权、药品研发、关税等一系列问题。药品不同于其他商品，具有直接影响人的身体机能的特性，关系到人的根本，国家需要对药品进行管理与调控，通过刑法保护这类法益，有合理性。(www.xing528.com)
本案中，如果认为陆勇构成销售假药行为，他本人没有销售的资质，所销售的药品也没有经过批准，那么陆勇的确侵犯了国家的上述管理秩序。但是，陆勇的行为限定在一定范围，都是在熟悉的病友之间，并未向全社会广泛销售牟利，且他的行为是为了救人，挽救他人和自己的生命，生命利益当然更重大。
国家对药品的管理秩序是希望药品更好地发挥作用，服务于全体公民。一定的管理是国家层面的工作考量，不能超越人的生命价值。如果为了管理而不顾一个个公民的死活，就完全本末倒置了。陆勇即便侵犯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但保护了更大的法益——人的身体健康权。在国内抗癌药价格过高，印度仿制药与正品药价格悬殊的情况下，行为人的做法是迫不得已；在社会机制难以救助的情况下，行为人只能选择自救，这是最后的选择。既然如此，陆勇的行为就可构成紧急避险，属于侵犯型紧急避险。
在国家管理制度、保障制度不能照顾普通公民利益时，公民自己自发的自救活动是他们最后能做的事。若把这个渠道再堵死，反而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则会把更多弱势的当事人逼上绝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为了国家抽象的法益而让更多人放弃最基本的权利，有违刑法的目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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