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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八旬老师的离世令人悲伤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看校样、编书,我于2月8日乘夜车往郑州,9日晨到,万没想到,就在这一天中午,邓云乡先生在上海去世了。邓云乡先生就不同,才七十有四,小于我十六岁,虽然已不红颜,在我眼里终归是年富力强的,所以听到他也走了,心里就加倍悲伤。话扯远了,还是转回来说邓先生。在我交往多的亲友中,不厌旧喜新的人不少,可是想举一位压卷,那就非邓先生莫属。

邓云乡八旬老师的离世令人悲伤

为了看校样、编书,我于2月8日(旧祭灶日)乘夜车往郑州,9日晨到,万没想到,就在这一天中午,邓云乡先生在上海去世了。消息是过一时期北京的友人在电话中告诉的,其时已知先则萧乾、继以冰心,都久住医院,终于不治,走了,讣不单行,心里不免感到凄凉。不是因为“行自念也”,是因为随着年事日增,更加恋旧,老成凋谢,恍惚立即变为新鲜,就加深了“逝者如斯”的伤痛。此情也。我还有理智,知道逝者如斯是必然,像是也可以从庄列,说“十年亦死,百年亦死”,看作无所谓。问题来于人是复杂的,纵使是圣哲,有时也难免理不胜情,况常人乎?所以单说我自己,古稀以后又度过二十年,其间曾多次送走逝者,极少数,甚至是白发送红颜,“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近一时期,先我而去的,早有钱锺书先生,晚有萧乾先生,都比我小一岁,相差无几,也就罢了。邓云乡先生就不同,才七十有四,小于我十六岁,虽然已不红颜,在我眼里终归是年富力强的,所以听到他也走了,心里就加倍悲伤。

当然,悲伤还必有另外的理由,这是他为人多有可取,以及我们有深厚的友情。先说友情。我若干年前就知道他,因为他笔勤,写了不少,而且大多是笔记性质,述说我感兴趣的人和事。至于有交往,恍惚记得已经进入九十年代,他常到北京来,愿意住在民盟招待所,其地远是魏忠贤东厂办事的处所,近是抗战以后胡适之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住的地方,平房,有小院兼花园,富古意,也就有幽静之趣。第一次见面是在这里,中介之人大概是叶稚珊女士,她编《群言》,上班也是在这里。结识之后,谈了很多,旧事以及对新事的一些看法,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触。其后,可以想见,是从世情,“来者日以亲”。他每到北京来,必来电话,约定在何时何地见面,谈一谈。他广交游,常常还有别人,有话即长,到饭时,不免就在一起喝一些。他酒量不大,但博闻强记,健谈,见景生情,庄谐并举,至少是我,总有“盛筵难再”的感觉。果然他就过早地走了。非面对的来往也不少。他写得多,因而出书也多,每有新作问世,必寄来,他谦称“请教”,我则可以“享受”,赏文字之美兼增长知识。他情厚手勤,来信也不少,问候之外,还常常附有他的诗作或法书。我精力日下,又才少,记得只是1997年元旦曾和他七绝一首,可谓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是他已不在世间,每念及此,就感到愧对他的高谊。

当然,使我难以忘怀的,主要还是他为人的多有可取。这可分作两个方面说,一方面是“学”,一方面是“德”。先说学,或说学业方面的成就。他写书不少,我见到的有十几种,都有特点,成一家之言。这是因为他博学,有才,而且手勤。博学主要是读书多,他的作品和谈吐中可以显现,由高文典册到野史笔记,他几乎是无所不读,其结果就有了写的资本,表现在字面上,是不管谈什么都左右逢源,使读者感到既丰富又新鲜。关于丰富和新鲜,还可以举我的印象为例,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写《北京四合院》,更想不到他会写《清代八股文》。题材广,浅说是来于兴趣广;深说呢,就不能不想到他的“才”。这才,我的感觉,主要表现在记忆力强,见得深,即能看到现象背后的意义。即如四合院,不过是多种居住处所的一种形式,他却能从方正与空旷的调和中看到深厚的文化蕴涵。之后是他的所见,有所感,就动笔,即勤,也是值得敬佩的。我有时想,如我的师辈中有些人,友辈中有些人,学和才都不差,只是因为手不勤,时间不留情,老而继以死,就没留下什么,与邓先生比,真是太可惜了。还是说邓先生的成就,以上几点之外,还可以加一项,是行文能够平实流利,使读者不费力,甚至感到舒服。有人会说,这也值得表扬吗?只说我的私见,是书报刊上有些大作,尤其讲道理、介绍知识的,堆砌许多新颖术语,组成既曲折又冗长的远离口语的句子,看着费力事小,反复诵读仍是不懂事大,大事一时不能化小,不由得就想到平实流利真可以称为“白话”的文风,也会逐渐成为广陵散吗?可太息也。(www.xing528.com)

再说德。这就更是我的私见,因为这里强调指出的所谓德,主要是“恋旧”,其次是“率真”,显然,至少有个时期,口号要除旧,世故要装假,邓先生的这种品质是不合时宜的。也就只好扔开时宜,只说我的私见,是如果不得不视“仁者爱人”和“贵生”为上德,人就不应该忘旧,邓先生则进一步,不只不忘,而且恋,就更值得敬佩了。他著文,写他经历的人和事,写风土,直到他的《吾家祖屋》(在晋北),从心情方面说是一以贯之,凡留有先民或自己手泽的,都爱,希望能够长存而不灭。这种感情与勇于除旧相反,也许不值得提倡吗?理难讲,还是围绕着情说,如我的家乡老屋,比邓先生大门大户的祖屋寒俭多了,可是我很希望它仍健在,春初秋晚能够到那里看看,温一温冬夜坐热炕听鬼故事的旧梦。可惜是经过人祸继以天灾,现在是连残砖断瓦都找不到了。话扯远了,还是转回来说邓先生。在我交往多的亲友中,不厌旧喜新的人不少,可是想举一位压卷,那就非邓先生莫属。可举例以明之,比如我年逾古稀,倚老卖老,决定某一日庆寿,请柬发出,扩张至于市外,近有天津,未必光临,邓先生远在上海,必前一两天到。这是因为他恋旧,也就不能不对人厚。也许与厚是一回事或有密切关系吧,他为人还少有的直,或率真,即心里有所思,出于口或出于笔必是原样。我印象最深的是述说旧事,触及某些人,依时风,应该贬,他却常常不计利害,不贬而褒。我当仁不让,是也常常不欣赏时风的,可是对应之道与邓先生不尽同,他是翻开肠子任人看,我是坐在路边冷眼看,相形之下,他反而近于传说中的古人。可是这样的畏友竟先我而去,单说我自己,所失也太多了。又能怎么样?人死如灯灭,说安息的话也无用,只好写出一时想到的一点感触,表示我没有忘记他,以求减一些伤痛而已。

199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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