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富裕,挖掘富裕生活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动物发展到人类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条件，人的生存有赖于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起了大生产运动，着力解决当时的物质困难，并力争满足让农民和各级工作人员过上富裕生活的直接追求。在运动中，中共突出了劳动就是达成这一追求的途径，由此构成了“劳动光荣”的第一层含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扩大了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延安成为抗日志士向往的圣地，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大批地拥进边区，寻求革命救国的真理。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给贫瘠的边区增添了沉重的财政经济压力。同时，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伪加强对敌后根据地的进攻，国民党也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到1941年和1942年，“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2］892的境地，边区群众也不堪重负。在此情况下，为了打破封锁、支援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并保障边区内党、政、军、民、学校各级人员的供给，陕甘宁边区把已经发动了的局部性的生产运动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的直接目标是解决物质困难。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富裕生活的行为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肯定，早在大生产运动发起之前就已被提及。1939年2月2日，在发展生产的干部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提出这样的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3］“自己动手”，主持会议的李富春解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加体力劳动”，“我们自己参加劳动，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发展我们边区的农业工业各种生产和商业贸易，保证我们后方和前方在财政经济物质上的供给，不受战争破坏的影响而能自给自足”，“而且要更进一步地改善我们的生活”。［4］边区鼓励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毛泽东号召，“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都要实行“自己动手”的办法以克服困难，在陕甘宁边区提出了“丰衣足食”的目标“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毛泽东要求“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一切为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2]911。

中共积极宣传劳动创造富裕生活的典型个人，吴满有就是其中的一个。吴满有是横山人，1928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难以为生。1935年5月遇上土地革命，分得六十垧荒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把六十垧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好收成。由于他的辛勤劳动，成了劳动致富的新式富农。《解放日报》社论号召边区的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学习他“对生产事业有高度的积极性”［5］。随即，边区政府“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更进一步提高人们生产热忱，创造更多的吴满有”［6］543！学习吴满有成了边区农民的一个运动，对于提高边区农民的觉悟，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www.xing528.com)

集体劳动改善物质生活更是被提倡。集体劳动的代表是边区军队的生产自给运动。1943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和生产展览会演讲中称赞了边区军队的劳动成果，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2]929。同时，毛泽东也向民间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希望通过组织“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的大军”。毛泽东评价说“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2]932，他把集体劳动提高到更高的价值层面加以肯定。到第二届劳动英雄大会时，“在建设事业中，能推动帮助别人著有成绩”也就成了劳动英雄的选举标准之一了[7]267。

不难看出，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同民族解放、集体生存、家庭和个人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大生产运动，把劳动意识具体化到克服困难的奋斗中，把劳动光荣的意识深化到民族解放的事业当中，深化到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当中，深化到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当中，并以具体性的劳动实践诠释了劳动光荣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