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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与族本:新研究揭示古书形成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仔细梳理自己及某些学者研究《文子》问题的思绪,笔者觉察出自身被陷在一种后设的眼光下,依某些逻辑上的预设,线性地来讨论《文子》问题。可见中秘之书外界难得而知,后经汉末之乱,损佚严重。[8]笔者则仍然怀疑《文子》与《淮南子》具备一一比较、以优劣定谁为抄袭的前提。所以今存本《文子》、《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绝不能排除有较早的共

同文与族本:新研究揭示古书形成

笔者曾经多次动笔想参加《文子》成书问题的讨论,但常常发现,此处之因果,却能成为彼处之机缘,竟若阴阳互为其根;亦正亦反之语,竟被用作主要证据,而本属臆断之说,却似有铁证如山……仔细梳理自己及某些学者研究《文子》问题的思绪,笔者觉察出自身被陷在一种后设的眼光下,依某些逻辑上的预设,线性地来讨论《文子》问题。即只要承认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逻辑预设,依据相同的证据和丰富的想象力,便能得出所想要的结论。这些逻辑预设常见者有三:

(1)《汉书·艺文志》记《文子》九篇,则八角竹简《文子》为九篇,向、歆父子校定本与之大同小异;

(2)于某一时期,古本(今存本或延继此或羼伪或伪中出伪)《文子》已大体定本;

(3)今存本《文子》大部分与今存本《淮南子》相近,所以不是今存本《文子》抄袭《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袭今存本《文子》。

八角廊竹简《文子》正式发表以前,学者们根据预设(1),认为今存本《文子》有所自来;再根据预设(2),认为《文子》形成早于《淮南子》;最后根据预设(3),自然不难推论《淮南子》抄袭了《文子》。竹简《文子》发表后,由于竹简《文子》只有一小部分与今本《文子》内容相近,所以学者们根据预设(1),认为今存本《文子》大部分非古本《文子》;再根据预设(2),认为今存本《文子》之定本时间不可能早于竹简《文子》,而竹简《文子》内容几乎不见于《淮南子》,[3]所以根据预设(3),自不难得出今存本《文子》只保留了部分古本《文子》、大部分乃抄袭《淮南子》而成的结论,剩下的事就是给今存本《文子》的定本找到时间,以及如何对待不见于《淮南子》的《文子》内容。

实际上,《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本于刘歆的《七略》。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论“别本单行”时指出:“古人著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传其学者各以所得,为题书名。及刘向校定编入全书,题以其人之姓名,而其原书不复分著,后世流传,多是单行之本,其为自刘向校本内析出,抑或民间自有古本流传,不尽行用中秘定著之本,皆不可知。”而刘向“编次之法,其别有二:凡经书皆以中古文校今文。其篇数多寡不同,则两本并存,不删除重复。……凡诸子传记,皆以各本相校,删除重复,著为定本”。[4]

因此,形成时间在刘向校书前的子书,几乎没有中、外书篇数与刘向、刘歆“定著”篇数相同的情况。[5]证之以出土的先秦文献,也尚未见有子书与《汉书·艺文志》篇数相合的情况。[6]实际上,民间藏书乃自先秦流传而来,未经校订,若非转抄自中秘,篇数当然不会与《汉书·艺文志》相符,更何况是入葬在刘向校书前的《文子》呢?当时民间所藏子书,既存在篇章重复的情况,也存在所藏书为中秘所无的情况。证之以出土文献,银雀山《孙子·形》篇就存在重复,[7]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可能有一些篇章为中秘所无,甚至司马迁也可能未曾看到。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中秘所无的书就更多了。所以,八角廊竹简《文子》不必同于刘向校订后的《文子》,今存本《文子》也未必是《汉书·艺文志》所述的九篇《文子》。虽然它们密切相关,但在当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它们必定线性地先后相承。(www.xing528.com)

而子书的“定本”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后设的眼光,或是由经书而来的误导。我们想象有一种本子,或是祖本,或是最佳本,以为它大体上一直不变,今存本之真者即由它而来。虽然子书曾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本,但是中秘之书不外借。《汉书·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来朝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不得。张霸上古文《尚书》,以中秘校考之,无一字相应者。可见中秘之书外界难得而知,后经汉末之乱,损佚严重。今存子书有哪些源自中秘,还有待研究。我们重视今存子书与《汉书·艺文志》的关系,但需要慎重对待,具体分析。

同样,俗称的“今本”,也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固定、公认的“今本”,甚至往往是把今存的宋以后的善本,倒推到校书的汉代。然而这种所谓“今本”,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文本,尤其是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前作为抄本流传时,更有可能发生诸多的变化而不为今人所知。就《文子》而言,虽然“今本”并不多,但是彼此之间存在异文,乃至有文义相反的情况(详后文)。就《淮南子》而论,也可能并非大体不变。因此,本文如非引述之语,暂以“今存本”指称俗称的“今本”,大抵以唐为时代上限。是故,今存《文子》、《淮南子》等古书本身,未必是一个单线条上先后相承传的文本,我们也切不可由今存本单线条地逆溯而上,以线性、静止的想象,代替复杂、动态的实际。

在考辨《文子》与《淮南子》关系的文章中,有一种主要的方法,那就是比较两段“同文”(或称“重文”,或“异文”)的优劣,由之来判断谁为抄袭。实际上,“同文”分析法存在观念预设上的漏洞,可能存在两段“同文”之间有共同资料、思想来源的情况(当然并不绝对排斥存在抄袭的可能性)。或许《文子》与《淮南子》的“同文”太多,许多研究者虽然指出了同文同源的可能性,但是仍然没有正式考虑这种可能性。[8]笔者则仍然怀疑《文子》与《淮南子》具备一一比较、以优劣定谁为抄袭的前提。因为不仅《文子》、《淮南子》均经过了千年多的传抄,可能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找不到最原始的两个“祖本”,而且《文子》、《淮南子》有共同资料来源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宾客方术之士”,大部分是诸子百家的后学。所以由“宾客方术之士”编写而成的《淮南子》中,有大量章节、语句同于今天仍然能看见的先秦子书,甚至在某些地方比它们更好,实在不足为怪。当时诸子后学称述其师说,称引、发挥其他诸子之说,是不能用后人尤其是我们今天的“抄袭”观点来看待的。相反,《淮南子》借用、综合这些材料,阐述不同的观点,在思想史上有进步意义。当然,目前没有充分材料证实“宾客方术之士”中包括文子后学。但是当时人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远远多于今存的文献,《淮南子》可以引用。所以今存本《文子》、《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绝不能排除有较早的共同来源这一可能性。我们探讨文子的有关问题,应该将这种可能性包含在内,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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