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族和蜀族起源和形成的研究成果

巴、蜀两族是否为汉民族起源和形成之组成部分，20世纪70～80年代因研究成果尚少，笔者在《汉民族发展史》中未予以列入，始成憾事。

其实，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就开始研究巴族、蜀族的历史与文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文物的不断发现，研究者以文献对照研究，因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蜀研究开始受到关注。80年代以来，有关课题分工更细，研究更加系统深入，方法、角度日趋新颖，反映在学术成果上，有一批专著相继问世，有深度、有水平的论文不断见于各类刊物。在60多年来的研究基础上，有关巴人、蜀人的名号、来源、迁徙、分布，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及其内部的社会性质、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迭出，把巴蜀的历史与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使之开始独立成为一块重要的学术领域，成为我国方兴未艾的区域文化研究课题之一。

目前有关巴、蜀族起源和形成研究中，以巴族研究居多，而蜀族研究则相对较少。巴、蜀是否同族或各为异族，乃至多源，学术界尚未有定论。为便于辨别，述文将两者同时相对综述如下。

（一）巴族

关于巴族研究的论文、论著较多，近20年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巴”名释义

古代的巴或巴人作为一个族群，应具有其起源和形成的历史烙印和时代轨迹，所以，弄清有关“巴”字的含义尤其重要。

吴致华《古代巴蜀考略》（《史学杂志》1930年第2期）认为：巴之得名有：因蛇之说、以植物释巴、以山释巴、以水名及水流状释巴，而以虫释巴之说或者较为恰切一些。吴敬恒《避巴小记》（《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认为：巴，巨蛇也，巴蜀古居西南蛮夷中，巴地多巨蛇，先民习见以名其地。卫聚贤《巴蜀文化》（《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认为：古代的巴国在今汉中，巴可能因渝水(嘉陵江)而得名。陆侃如《评卫聚贤“巴蜀文化”》（《文化先锋》1942年第1卷第2期）认为：关于巴蜀的得名，“命名为蛇与蚕”。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1955年第4辑）认为：“巴”字原是地名，巴人自称“比兹”，外地人已知其地望为“巴”，又风闻其人自称前半部“比”，由于两个字读音相近，于是便称其人为“巴”了。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认为：巴之本义为坝，《广韵》巴在麻韵，巴坝同音，唯平去稍异。坝本从贝音，贝为货币，在云南则称海岜，是即古代贝、巴同音之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认为：有关“巴”名称由流水状（阆白二水流曲如巴）、巴地所产植物（苴：芦苇）、动物（虫、蛇名之属）、地形状（巴意指坝）而来诸说不能成立。“巴人最早的祖先，发源于湖北清江流域，在当时的原始部落中，已经有名叫巴的氏族存在，它是与川东的山水物产无关。考虑到巴族的祖先廪君有生于石穴的传说，而川东的方言中，又长期地呼石为巴，那么巴最初的含义，可能就是指‘石’或‘石穴’而言，巴氏族可能即因其居住环境而得名，以后随着巴族历史的进步，才逐渐发展成部落、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名称。”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认为：汉字的巴字，就是依据巨蟒的传说制成的，《说文解字》对“巴”字的解释说得很清楚，巴是巴族的自称，其族以巨蛇为图腾。总之，“巴”字是依据其图腾造型而因其族称之声合成的。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认为：根据大量的民族语言和民俗学资料，巴应是我国南方壮、傣语系民族中“鱼”字的读音，“巴”就是鱼。张文《巴蜀符号琐谈》（《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认为：以上诸论均不能成立，而将“巴”释为“蚕”，与“蜀”之义相同。

杨铭《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民族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认为：“归纳起来，诸家释‘巴’有动物说：蛇、虫、蟒、鱼、蚕；植物说；地形说：山、水、石头。……以论据充分与否而言，当以动物说较为有据。”

2.巴的历史沿革

杨铭《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民族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认为：“巴人亦称巴族，是我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群之一，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相传春秋以前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首领为廪君。春秋战国之际向川东、鄂西发展，最终以今重庆为中心，建立起辐射川东、川北、川南、鄂西、黔东北的巴国和巴文化。同时，巴与周边楚、蜀、秦等民族、国家交往频繁，其文化深受楚文化和蜀文化影响。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以其中心区域建巴郡。从此巴人与巴文化逐渐与华夏族、汉族暨中原文化相融合。”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认为：四川至今简称为“蜀”，而川东地区则又称“巴”。“巴”最初是四川古代部族的名称。从春秋到战国时代，巴族以今重庆一带为中心，建立了另外一个奴隶制国家，于是“巴”就变成了国名。公元前316年，秦国出兵灭掉了巴蜀，在四川设置了巴郡和蜀郡，这样，“巴”又成了地名，并且沿用至今。

3.巴族起源和形成

关于巴族起源和形成研究，诸家学者们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学术界亦难以定论。田敏《古代巴族族源综论》（《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认为：至目前为止，巴族族源较有影响的看法主要有清江说、西源说、东源说、东西二源形成于清江说、诸巴说、江州说、蛮河说、巴中说、巴丘说等。

（1）鄂西清江说。

此说目前在史学界占主导地位，为一般史书及有关通俗读物所采取。其主要依据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关廪君巴人的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长阳山，夷水即今鄂西南清江。

杨铭《徐人王巴考——兼论廪君即徐王粮和五姓晋南结盟》（先秦史暨巴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8月）认为：春秋末期为吴所灭国的徐子及遗民，在鄂西与巴人结盟，融为一族。世本所载的“廪君”即徐器铭文中的“徐王粮”，又称“徐王季廪”。五姓结盟地不在清江流域而在晋南。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分析了《山海经·海内经》《华阳国志·巴志》《世本》等材料，认为：“将巴人的发源地定在湖北的西南部（今长阳县境内）可能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巴祖先太说，巴为皇帝后代说等，“也是不可靠的”，而“‘廪君种’的传说，这可能是巴人自己对古代历史的追忆，虽然简单朴素，但却较为可靠。……对于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五‘姓’，应该理解为一个部落中的五个氏族”。在酋长之争中，“由于巴氏族的务相，取得了胜利，‘巴’的含义就发生了第一次变化，即由一个氏族的名称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名称了”。

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曳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认为：根据大量的材料说明，早期的巴人是以渔猎为主的民族，沿水而居，以船为家，在他们的生活中和鱼的关系尤为密切。在源出于《世本》的早期巴人传说中，古代巴人的发源地是长江中游的西部地区。而近年来，在湖北宜昌、秭归等地发现了一种与鄂西其他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遗存，按地层关系和时代顺序，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亦即夏商时期），有人将之命名为“百庙文化”，这种类型的文化和早期的巴人遗存有一定关系，亦证明了巴人发源于鄂西的文献记载。

（2）西源说。

此说主要依据《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的记载。此论认为，《山海经》记载中的太昊即伏羲，而伏羲为西方部落，其最早的活动地区在今甘肃天水一带，巴人既为伏羲之后，说明巴是源于西方的，主张此说的部分学者更由此而引申出巴源出氐羌，为氐羌系民族的观点。

田敏《论巴无姬姓》（《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认为：巴并未参与周武王伐纣，《华阳国志》“周封宗姬于巴”的记载是指封周宗室统治巴人、巴地，而非赐封巴人以姬姓，故巴无姬姓”，还就《巴人世系考》（《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认为：“有关巴人始祖的传说最早本是直接溯及伏羲的，战国末期由于伏羲与太昊的合氏，传说的巴人始祖伏羲逐渐为太昊一名取代。”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认为据《山海经·海内经》，巴人为太昊伏羲氏之一支，当起源于陕甘一带，因伏羲氏乃甘肃、青海一带羌部落的一支，巴人属于羌人系统是符合事实的。《山海经·海内经》：“有巴遂山，绳水出焉。”绳水即长江上源金沙江，发源于青海巴颜喀喇山脉，巴颜山或即古代的巴遂山。

彭官章《巴人源于古羌人》（《吉首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认为：“巴人出自太昊伏羲，伏羲出自原始羌人。巴人是‘降处于巴’的原始羌人的一支伏羲部落的后裔。古代巴人的两个分支即板楯蛮和廪君蛮种与古代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是流徙于秦楚间谷地的原始羌人的遗裔。”朱俊明《濮越异同论》（《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认为：巴是濮人中最强大的部分，所以“巴濮”常常连称，濮原出上古之三苗，殷周时他们被称作荆或濮，甲骨文中的“虎方”就是早期的巴。战国时代的濮人为巴及巴、楚在巴、荆两地统率的各族。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认为，巴族在甲骨文中称“巴方”。殷之世居于汉水流域，周代称“彭人”，春秋时受楚的控制。而另一支廪君之巴是相袭太皞，即殷末周初西土八国中的“髳”就是廪君之巴，其字的含义即白虎，而廪君之巴崇拜白虎，故以“髳”代巴。这支巴人自夷迁入四川，初居涪陵，后顺长江发展^[42]。董其祥《〈山海经〉记载的巴史》（《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认为：“乘禧”是廪君即巴族的始祖，巴人的部族有二：一是以龙蛇为图腾，居于汉水流域的“伏羲族”；二是以白虎为图腾，居于夔巫之地的“廪君族”。前者为板楯蛮，后者为廪君蛮，两者的居住地、族氏、图腾信仰均不同。张雄《“巴氏蛮夷”浅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认为：以廪君为首领的“巴氏蛮夷，其发源之武落钟离山地处巴子国境内。至迟在春秋，廪君之种应属于巴子国境内的“巴氏蛮夷”，、苴、蜒与“巴氏蛮夷”有渊源关系。

渔君《巴文化研究与民族形成浅议》（《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认为：“巴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形成。……早期巴文化已经是一个稳定的连续性较强的民族文化。……考古材料证明早期巴文化与早期楚文化共存于鄂西地区”，虽经4000年的“相邻咫尺，共存于桌席之地”，但是二者文化面貌迥然不同，造成二者区别的原因，无疑是由于民族的不同。……从区域看，早期巴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但主要范围又是巴国和巴人活动的范围内。其分布的地区有丘陵地带、平原地带、山地和峡江地带，而这些不同的地形区域又都以峡江地带为中心连接在一起。这说明早期巴文化是一种沿江河而居，以捕鱼为主要生活的人们共同体创造遗留下来的。……从现有的考古材料中也可证明巴人的水居生活。……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巴人就是生活在川东鄂西的一种以捕鱼为生的船户鱼凫民族。

（3）东源说。

此说亦以上引《山海经》记载为据，但认为太昊为东夷族，“太昊生……巴人”，说明巴人起源与东夷族有关，并认为廪君巴人的虎图腾就是由东夷白虎部落的虎图腾而来，源自东夷的廪君巴人在清江流域的活动时代是在夏代初年。“……巴人为廪君之后裔……这是不符合原意的……巴族并不始于廪君，务相只是‘巴氏之子’，在他之前，早已有巴族，这是自古以来就交待得很明白的。”（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廪君蛮的起源及其发展述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4）东西二源、形成于清江说。

李绍明《论氐和巴、三苗的关系》（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认为：巴人中的廪君人来源与古代的氐羌人有关。据《山海经·海内经》《路史·后记》记载，巴人最初发源于西北，因为传说中的太昊伏羲氏降生于陇西成纪，其地为当今甘肃天水、秦安一带。巴人中的廪君人从氐羌中分出，应该较氐羌二族的分离为时更早。因为周代廪君人为代表的巴已经成为一“国”，而与羌有所区别了，因此廪君人的族源源于氐羌，但其民族的形成则在鄂西南一带。据《山海经·海内经》所载太昊为东方部落，与《世本》所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蜒”一致，蜒人属濮越系，故廪君源自濮越系部落。而《路史·后记》记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伏羲为西方部落，属氐羌系，于是得出结论说：“巴族是以东方的濮越部落融合西方的氐羌部落发展而来。”

李绍明又就《川东南土家与巴国南境问题》（《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川东南为古巴国南境说》（《土家族研究论文选辑》，湘西自治州图书馆编印，1985年），进一步认为：“巴族在形成过程中，有东西两个来源，以东方的濮越人部落融合了西方的氐羌人部落，最终形成巴族则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其首领廪君及所出的巴氏属于濮越系的“巫蜒”部落，樊相等氏族则属于羌族系部落。

李绍明还著《巴人与土家族关系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认为：巴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巴人指巴国的王室或统治者，亦即《世本》所说的‘廪君种’；而广义的巴人包括《华阳国志》所说的‘其属有濮、賨、苴、共、奴、镶、疍之蛮’”。“廪君种主源来自疍人，但自从他们与氐羌系的民族融合在先秦形成巴人后，却不同于一般的人（越族遗裔）了”。不过从广义上来看，此说亦属于氐羌与濮越融合说。

易明《试论巴人中的氐羌成分》（《巴渝文化》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9年）认为：从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其中，以氐羌为主体的西方戎族向东、向南迁徙，在由西北去中南的中间地域上，他们加入了一个被称作“巴”的部族联盟。这种观点，不仅有历史文献做根据，而且有历史语言、民俗资料做辅证。

（5）诸巴说（数个不同源巴国并立）。

蒙默、刘琳等编《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蒙默《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中认为：川东地区古泛称巴，居民泛称巴人。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巴人起源的传说，其最早者大概要数《山海经·海内经》。另还有一个巴人起源的传说，即《世本》所载的廪君的故事。不少学者喜用廪君来论述巴人的起源。但是，廪君的时代却不是最早的。学者们多认为传说中五姓共约“掷剑于石穴”的剑就是巴蜀式青铜短剑，而此剑在中原不早于西周早期，在巴蜀不早于战国，因此廪君的时代不会早于西周。此外，还有一个曾跟随周武王伐纣的“巴”，见著于《华阳国志》。这个随周武王伐纣的“巴师”，无疑应当就是人，即《牧誓》中的“彭”。学者或认为“賨”名起于汉世，未称“賨”前即称为“彭”。“先秦时期的巴地既不曾有过一个统一巴地的巴国，也没有一个同一的巴族……在这里长期存在着许多个分散的部落国家”，这些部落国家包括《山海经·海内经》所载的“西南巴国”、《海内南经》所载孟涂所司丹山之巴、《后汉书》所载廪君巴、《华阳国志》所说“伐纣之巴”、《战国策·燕策》中的“枳巴”及汉水中上游的姬巴等等，“尽管他们同有巴名，但其民族既不同，也不在同一地区，而又各自有君主，显然各是一国”，“古代的巴非止一国。古代巴人，也不是一源”。

（6）江州（今四川重庆）说。

常璩以巴立国江州，其《华阳国志·巴志》论巴史即以巴源江州为立说之出发点。《舆地纪胜》《地理志》《舆地广记》等史书亦从巴起源于江州之说引述。以《华阳国志》为代表的巴源江州说，认为巴人是黄帝之后裔，《华阳国志·巴志》云：“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

（7）蛮河说。

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认为：《后汉书》关于廪君记载中的夷水不是鄂西南的清江，而是汉水中游之支流蛮河，廪君称君、臣四姓之夷城即今襄阳南之宜城。

（8）巴中说（以巴地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

周集云《关于古巴方国都所在地的考证》（《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以史书及地方志之记载巴州（今四川巴中）为古巴国诸史料，认为巴中是古巴方国的中心、是古巴国国都所在地，所以巴人应最早起源于此。

（9）巴丘（今城陵矶）说。

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认为，巴与蜒一起，是继三苗之后在云梦盆地崛起的，其原始居地在巴丘，即今天洞庭湖口的城陵矶，巴人常溯长江西上贩运巫地之盐，后遂入川东建立了巴国，巴国为秦灭后，巴之一部分循鄂西南清江回窜云梦西北山区，才有廪君称王夷水的历史。

4.巴族源族属辨析

田敏《古代巴族族源综论》（《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认为：“有关巴族族源的看法意见种种，差别甚大。……巴源诸说，其中的蛮河说、巴丘说及江州说可以不做多论，因为从整个先秦巴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区活动的史迹看，所有这些史迹与这三种起源说中的任何一种之间的关系均无法圆满地加以解释，前者与后者无法有机地加以联系……”

“巴中说则仅以一些史书及地方志中有关巴州为古巴国的记载而断定巴中为巴族之发源地，并因而认为此后巴族一直以此地为中心向四周发展，直到为秦所灭……忽视一个基本前提，即古巴国与巴源的区别，古巴国地域甚广，史书在论及川东诸地之地理沿革时，大多均将其第一阶段视为古巴国之城，川东各地的地方志更无不如此。……况且，巴源巴中也与其他有关史料明显不合。”

“诸巴说是我们难以接受的。”尽管先秦史料匮乏，大多有限史料考定不明确，史料关系难以明了，“但巴在整个先秦时期的历史基本上还是有一个顺序发展的过程，在活动地域上是逐步迁徙变换的”。(www.xing528.com)

“东源、西源二说是由于对《山海经》太吴的理解不同而引起，清江说则主要以《后汉书》关于廪君传说的记载为依据，而东西二源、形成于清江之说则明显是糅合以上三说而来。”

田耕（田敏笔名）《春秋以前巴人史迹辨析》（《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认为：“禹时巴离禹不远，约在今陕南汉水流域，为禹之‘万国’之一；夏代在与汉水流域相交接的丹、浙地区；商武丁时商所伐，也基本不出夏巴地域之左右；周成王克商以后，巴与濮、楚、邓并列在汉水上游，为周之南土；周成王时，由巴与洛邑之会所献之方物比翼鸟产于汉水上游，可知巴其时之地域；周昭王南征至汉，在汉水流域‘具见’二十六‘夷邦’以为抗的‘服孳’正是巴人。”春秋初期，巴在汉水流域的活动更加频繁，并曾作过东向汉水中下游江汉平原发展的努力。显而易见，春秋中期以前，巴人的活动基本上是在汉水上游流域。

无论对巴族族源的论证是依据《山海经》“西南有巴国”一段记载，还是《后汉书》的廪君史料，学者对川东巴国巴人来源的看法基本一致，即立国川东的巴人系由川外迁入，巴人迁入川东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

关于巴源清江说，田氏以详细的史料论证了巴源清江说在地域、人文、历史地理沿革等有十二个方面的置疑，“可知巴源清江论与诸多史实不符，《后汉书》廪君记载本身也与巴源清江之论矛盾重重，巴源清江说实难成立”。

由此，史书有关于巴族族源的记载就只剩下《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一条了。田敏认为，“历史上，太昊为东夷部落，其活动地区都在东部的豫、鲁交界之地及淮水流域，风姓，而伏羲则为西方部落，活动地区在西北渭河上游甘陕交界一带。由于太昊、伏羲的区别，在巴族族源问题上就导致了东源、西源说。东源说认为巴人是由东夷之白虎部落发展而来的，夏代居于清江地区。从我们前面对早期巴人史迹活动所作出的考察结果看，东源论与这一结果不符，东夷活动也从未有关于巴人史迹的任何痕迹，东夷虎部族可能进入清江流域的时间是在春秋末期（何光岳：《南蛮源流史》第二章，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夏代巴人在与汉水相交邻的丹、浙之地等也都说明东源说难成立”……一般而言，以巴人早期活动都在汉水上游，巴族起源最大的可能应该也是在汉水上游。……巴人论族源溯及伏羲，与其他蛮族一样，不过是为了正名顺言，以求“得志于中国”。但这种以本族联系某“帝者”的做法，并非全无依据，同上书又说，“彼之所传亦必有所本矣”。考巴人所以溯祖于伏羲，其“所本”应不出如下两点：

一是巴人起源于西方，而伏羲为西方部落的代表；

二是巴人以蛇为图腾（关于活动于汉水上游的巴人以蛇为图腾为诸史家所共认），而伏羲“蛇身”，也是崇蛇的。

由上述分析，我们对《山海经》“太昊生巴”的记载可作如此结论：这一记载反映的只是巴人起源于西方的线索，巴人之祖并非就是伏羲其人，伏羲不过是西方部落的代表性人物。从早期巴人均活动在汉水上游这点看，巴人的起源西方就是起源于汉水上游，而不一定就是所谓生伏羲之处的今甘肃天水地区。……最后，东西二源形成于清江说本为一折中综合的观点，清江说与东源说既不能成立，此说之疑也自显然。

最后，田敏认为，“关于巴族族源问题的看法虽说众议纷纭，然而真理毕一……巴源西说最与整个巴族的早期历史发展相吻合，即巴人起源于我国西部汉水上游流域，巴人早期的活动，直到春秋中期以前均不出这一区域”。

杨铭《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民族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认为：巴名号渊源有动物说（蛇、虫、蟒、鱼、蚕）、植物说和地形说（山、水、石头），而以动物说较为有据。“巴人起源与迁徙问题，涉及对《山海经·海内经》中关于‘西南有巴国’一段的考释，有的认为巴人始出于苗蛮集团，北迁汉水上游，西迁川鄂山地；有的认为巴人起于渭滨，商周之际称‘弓鱼’，南迁入川，与西进的廪君蛮会合而成巴人”（林向：《近五十年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李绍明等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换言之，有关巴人起源有西北氐羌说，东南（中南）濮越或苗蛮说，以及氐羌与濮越融合说”三种，而从趋势上看，以后者的拥护率居高；“关于巴族（巴国）分布的疆域及其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多数学者越来越趋向于这样一种共识：由于巴族的不断迁徙和内部组合成部族的分合，其分布地域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巴国的疆域亦随着与周边国家抗衡势力的消长而有所波动。相对来说，今川东、重庆地区作为巴族和巴文化的中心，作为巴国的固定疆域，延续时间要长一些。同时，巴与周边蜀、楚、秦等交往密切，尤其是与前两者有关民族错居、文化交融的关系。”

（二）蜀族

关于蜀族起源和形成研究的论文、论著较之巴族则较少。

1.蜀名的由来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认为：“‘蜀’的名称，来源很早，最初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字作……像虫形。”一般人据《说文解字》以为蜀国的得名就是由于最初养蚕之故，其实不然，两者有质的差别。“在甲骨文中，除了蜀字以外，另有蚕字……与蜀字迥然不同。……蜀与巴一样，最初应该是一种民族的称呼。这一民族原是属于古代氐族的一支。……在古音中，叟为侯部字，蜀为屋部字，屋为侯的入声，所以叟、蜀古音相近。……所谓蜀，就是指叟或氐而言。”“四川至今简称为‘蜀’，而川东地区则又称‘巴’。‘蜀’最初是四川古代一部族的名称。从春秋到战国时代，蜀族以今成都一带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割据的奴隶制国家，“与以今重庆一带为中心建立了另外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巴’相映成趣，于是‘蜀’和‘巴’一样，变成了国名。公元前316年，秦国出兵灭掉了巴蜀，在这里设置了巴郡和蜀郡，这样，‘蜀’又成了地名，并且沿用至今。”

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认为：“巴蜀两国在古代均以虫命名，其字从虫。巴为蛇，而蜀为蚕，各以之作为图腾，成为两个部族。最初以物名其地，并以称其人，此为巴蜀得名之由来。”

2.蜀族溯源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认为：“战国时代蜀已经具备国家的规模……因为蜀地农业的发达，至迟在战国时，蜀就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式。”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认为：“氐和羌原来可能是一种民族，所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往往氐羌并称。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但以后羌中的一部分逐渐改变了游牧的习惯，而开始经营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与羌族完全不同。在远古时代，有一支这样的氐族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这就是以后蜀族的祖先了。”“在历史记载中，曾有蜀族为黄帝后世的传说，此类的记载，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是相当普遍的，证明这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事实。”

孙华《蜀人渊源考》（《四川文物》1990年第4、5期）一文详细考证了蜀人的渊源流变，认为：“先秦时期蜀国的历史，根据史籍记述，可以分为蚕丛、柏灌、鱼凫、蒲卑、开明诸代。……蚕丛、柏灌诸代由于历史久远，其史迹已难寻觅，只有蒲卑、开明诸代尚有古史迹可考。”他们均为族名，其间孙华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开明氏出自崇庸。“种种迹象表明，蜀开明氏既不是蜀地的土著，也不是巴人的一支，而是从中土西迁的崇人。”“崇伯鲧是一个具有天神和人神双重秉性的人物，崇山就是这个神祇在地上的住所，而崇人则是以崇伯鲧为祖神的古族。”“崇墉和庸成都应当是一族的异称，把都邑称作成都（庸都）的开明氏应当在崇墉或庸成氏的一支。”“崇帝鳖灵就是崇伯，而开明氏就是崇庸的延续或分支。”“开明氏就是崇庸的一支，崇伯鲧就是他们的祖神。”

第二，蒲卑族源于中土。因为“蜀蒲卑族有与东方古族相同的祖神崇拜”（指鸟图腾），“有与东方地区相同的一连串相关的地名（指如蒙山、岷山等），有与东方（山东及河南）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因素”。

第三，鱼凫是“由鱼氏和凫氏两个氏族所组成的古族的称号”。“很可能鱼凫一族中的凫氏，也就是蒲卑族，它是一个以凫为自己祖神形象的氏族。”“鱼凫族很可能是由四川土著氏族（鱼氏），和西迁入四川的东方氏族（凫氏）组成的部落，这个部落统治蜀国的时期就是历史上的鱼凫王朝时期。”

最后，孙华阐述了蜀人形成的过程：“……蜀地与中土早在夏代以后就发生了联系，从那时起，就有古族从中土不断徙入四川盆地，进入成都平原……很早就有土著居民在这里生息。这些土著居民，以渔猎为其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鱼和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他们普遍以鱼作为族名，并产生了以鱼为表记的祖神。在夏商之际，一些来源于东方的以鸟为祖神表记的古族进入了四川盆地，带来了较高的东方文化，建立了雏形的国家，先后执掌这个国家的王族有蚕丛、柏灌、鱼凫、蒲卑诸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于春秋早期以后，起源于中原伊洛地区以龟、鳖为祖神表记的庸人的一支开明氏在楚、秦、巴人的压迫下，由湖北西北部进入了成都平原，取代了蒲卑族在蜀地的统治，成为蜀国的新王族，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姚政《论蜀族的起源建国与播迁》（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巴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8月）认为：蜀族起源于四川西部岷江上游的岷山谷地中，与夏族是近亲部，约在夏代初期就进入文明时代。慕白《“中国先秦史暨巴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4期）述道：“有的文章研究了蜀族的起源，认为蜀族起源于四川西部岷江上游的岷山谷地中，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夏以前的五帝时代就有密切的联系；蜀族在夏初即已进入文明时代，建立了早期国家。”

（三）巴蜀渊源关系

巴蜀同族、异族或多源，各方家亦是辩论不一，辩论的焦点目前已集中为同族和异族二论。

1.巴蜀多源论

巴蜀多源论主要体现在对巴、蜀文化是多元文化因子的融合体这一观点上。王有鹏《夔、夔巴、夔子巴及开明氏蜀》（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巴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8月）认为，开明氏蜀的文化是融楚、巴、蜀（指鱼凫、杜宇氏蜀）多种文化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

王毅《蜀文化发展渊源的探索》认为：“根据文献的记载，川西平原为蜀的统治中心，川东则为巴的统治区域……由于地相连接以及民族间的广泛融合，已使二地的物质文化趋于一致。”“在很久以前从川西平原到鄂西即形成了一种以巴和蜀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文化——早期巴蜀文化。”关于巴蜀文化的渊源，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46年第2期）认为，其源于西氐羌文化，而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在仁园沟墓地出土兵器的初步研究》（《考古文物》1983年第2期）认为，其源于宝鸡或汉中殷周文化。王毅认为“巴蜀文化绝非仅指一、二民族创造的文化，而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不难看出其主要有四个大来源：

一为四川盆地及鄂西一部分地区的土著文化。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四川即有人活动。已发现的有资阳鲤鱼桥、汉源富林以及铜梁等遗址，川东与湖北交界地带有大溪文化，这些中期的开发活动奠定了该地域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

二为江汉平原入迁民族。夏商之际，江汉为苗蛮集团的集聚地，尧、舜、禹均同三苗发生过比较大的战争……此间苗蛮集团常被击败，使江汉之古代民族发生大的迁徙……在这种迁徙过程中，必须有一部分进入四川地区，加入了共同繁荣巴蜀文化的行列中。

三为西北氐羌民族。文献传说蜀王为黄帝之后，“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黄帝与子昌意娶蜀氐山女，生帝喾，估计在夏商之时即有该系统民族进入四川。”又民间传说有“羌戈大战”及甲骨文所记殷羌之间的征战，也将引起氐羌民族的南迁。

四为夏商之际，华夏各族展开激烈的斗争也可能导致夏商民族从其统治中心——黄河中下游向四方迁移扩散而入居四川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有少量夏文化因素，或即与此有关。”（沈仲常、黄家祥《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蜀文化的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

王毅最后认为，蜀文化发展渊源的探索，“当以第一、二种成分为来源的主干，二者均属南方民族，巴蜀文化的发展应是以南方民族为主体的。……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与蜀之早期统治最为相关。……这一部分进入川西平原的氐羌系统民族在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上，一方面他们同其他民族一起，为巴蜀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逐渐为巴蜀文化所融合。……东周以来，巴蜀与秦、楚等国或刀戈相见，或遣使馈聃，密切发生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巴蜀文化中有不少反映秦文化、周文化、楚文化的因素。但是，巴蜀文化以南方民族为主流的特点一直没有改变过”。

2.巴蜀同源论

持该论者认为，巴蜀之间具有渊源关系。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认为：“鱼凫应该和巴有关”，并以在南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颇多读鱼为巴的例子，以及在四川地区有鱼、巴互通的地名为证。

3.巴蜀异族论

持该论者认为巴、蜀非同族而是各自成不同的民族。孙华《蜀人渊源考》（《四川文物》1990年第4、5期）认为：“……鱼字的情况诚如张勋燎先生所论，但仅以这些证据就认为鱼人就是巴人，并进而推论古代的巴与蜀是‘二而一的概念，举巴可以包括蜀，举蜀亦可能包括巴’，蜀国历史上的鱼凫（以及后来的开明）是由湖北地区西迁进入成都平原的巴人，这就不一定妥当了。”这是因为：

第一，在古音中，‘鱼’字和‘巴’字，二字虽同为鱼部，但鱼字为疑母属喉音，巴字为帮母属唇音，二字声母差异甚大，通读困难；

第二，在先秦文献中，巴人和鱼人同见，如《左传·文十六年》所载楚灭庸之战，助楚作战的国家有秦、巴二国，而被庸国率领的群蛮中却有鱼国，巴人与鱼人相互对立，二者很难说属于一族；

第三，在春秋战国时期鱼人活动的地区，在楚、秦、巴灭庸以后，其地已为巴国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鱼、巴互通的地名（如鱼复又名巴复，鱼阳又名巴阳）是不足为怪的。”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认为：“古代巴蜀虽然同在梁州，壤地相接，但是他们的经济文化还有很大的差别。蜀地从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蜀的农业，就是它自身发展的结果，而巴则是受了蜀的影响，而后才有较高等的农业。”因此蜀至迟在战国时，就具备了国家的形态。巴、蜀上层建筑亦有差别，《世本》说“‘巴无姓’，而巴郡南郡亦有五姓，巴氏之子务相为廪君，樊氏、氏、相氏、郑氏皆臣事巴氏。又板盾蛮有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板盾也是廪君之后”。经济基础上，巴族的姓为大姓，是每一种姓为一部落组织，由此组成部落联盟，巴族还没有完成国家机构。蜀之所以无姓是因为它已超过了部落组织而进入国家形式了。永兴二年（154年）巴郡太守但望曾建议分巴为二郡，指出“江州（今巴县）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今合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难怪史有“巴有将，蜀有相也”之说，又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比，可见巴蜀的经济基础既不同，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亦有很大差别。根据徐氏之论述，我们用斯大林民族概念四要素一套即知徐论亦涉指巴蜀异族论。

薛登《“杜宇禅位”与“巴人灭蜀”——蜀史探源之一》（《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批驳了“巴、蜀同文”的见解，认为：“首先，从民族源流来看，巴、蜀二族的文化，不可能相同或类似。蜀族本是生活于西北高寒山区的氐羌人的一个支系，后来沿岷江上游河谷地带向东南迁徙，逐渐扩展到川西地区。巴人则是起源于湖北清江流域的一个族系，西周后期，其控制势力达到川东一带，这才逐渐与蜀国邻接。由于两个民族的发祥之地以及后来迁徙生息区域的自然环境差异极大，因此不可能形成相同的文化流源。即以葬式而言，由于巴人起源于清江流域，多数分支氏族又是沿溯长江及其支流迁徙发展，他们长期生息于这些可通舟楫、便利渔猎的地区，所以跟船结下了难解之缘。”“由此可见，在蜀地发现的船棺葬，只能是巴人文化的遗迹。”

“再从考古发掘来看，也可证明蜀族本来有过不同于巴族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如《考古》1959年第3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所述，新繁水观音蜀人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铜簇、铜戈、铜削等兵器和用具；《文物》1961年第11期：王家佑《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所述，彭县竹瓦街发掘的一处蜀人窖藏，其中除开3件殷人器物而外的18件兵器和用具等等，这些相当于殷商时期的蜀族文化遗存，其风格样式，显然与巴器有所径庭。举如兵器中的戟，其刺、戈为分铸合成；再如矛，其形制阔大、矛骸两侧铸蜥蜴类爬行动物。这种类型的矛、戟，迄今仅见于蜀地，实与巴文化无关。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广汉三星堆遗址。经过解放前后的几次试掘，证明这是西周至春秋前期蜀国的一处政治、经济中心。从出土的四百余件石器、陶器、玉器来看，其风格形制亦与巴文化无关，而是属于受到中原文化某些影响的，但却仍不失为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的蜀族文化类型。”

“总而言之，杜宇国破，部分蜀人成了开明氏对蜀斗争和掠夺的牺牲品，多数则逃避到远离蜀地”的姚等处去了。只有那些沦为开明氏奴隶的蜀族战俘，被迫留在蜀地。他们比之据有全蜀之地的开明氏巴人，不仅居于少数袁而且没有掌握足以保持或发展自己文化传统的生产资料，当然很快就被开明氏巴人文化传统融化了。于是蜀族文化因此基本中断，巴人文化则随开明氏政权的发展而发展，以致遍及全蜀各地。”薛氏的巴蜀文化异源论从另一个侧面染指了巴蜀异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