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族起源与形成研究成果

关于汉民族起源和形成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近20多年来仍是汉民族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汉民族起源多源说

汉民族起源多源说已成学术界的主流共识，但具体形态如何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多源说以徐杰舜教授的“两个主源，三个支源”说最为典型。徐杰舜在《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书中初步提出：“华夏民族并不是从部落直接发展而形成的，而是通过几个民族融合的途径，在春秋时期由周、商、夏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形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华夏民族从分散走向了统一。汉民族则是在西汉时由华夏民族发展转化形成的。”1992年又著《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认为：汉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有两主源：炎黄和东夷；三个支源：苗蛮、戎狄和百越。从秦至西汉时期，随着华夏族的发展，转化成了汉族。汉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可谓汉族形成的三部曲。

徐杰舜还在其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进一步提出：汉民族颇具雪的特性。汉民族作为雪球是一个整体，而汉民族内部的各个大、小族群又似一片片雪花，自成一个个的单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正是建立在汉民族的‘多元一体’上的，因为汉民族这个雪球的‘一体’，是由许多大、小族群的‘多元’组成的。”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犹如滚雪球。夏族崛起开始了汉民族滚雪球形成的第一步。商周楚越的相继崛起使汉民族形成雪球的滚动出现了多元的趋势。春秋战国之际，汉民族形成雪球滚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在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滚动，而且还在部分蛮、夷、戎、狄中滚动。在雪球的滚动中，各民族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许多小雪球开始滚成一个大雪球，融合成了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至战国，华夏族作为汉民族的前身，其由秦人、齐人、楚人、赵人、燕人等族群构成。秦一统天下，将华夏民族这个雪球的滚动推上了统一的轨道。汉承秦制，华夏民族这个雪球在“大一统”中滚动发展转化为汉民族。“总之，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认同、涵化作用、政策调适和统一趋势的凝聚力是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的深层次原因，这就是汉民族这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的人类学解读。”《雪球》运用目前国际上惯用的族群理论，对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语言、族群和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人类学解读，首次对汉民族的族群结构作了分析，在方法论提升的同时，又把汉民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多源说，陈连开论述颇丰，亦极具代表性。1991年他在《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中认为：华夏族的起源，是以黄河中、下游两大部落集团的融合为核心，同时吸收西方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支；经夏商西周，三支融为一体在西周已形成华夏民族的雏形；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在战国已实现华夏的大认同，华夏已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43]。1993年他在《论华夏民族雏形的形成》中又说：西周由夏商周三族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仍是夏民族的雏形，到春秋战国，便形成了稳定的华夏民族，是汉族的前身^[44]。1996年他在《中华民族之含义及形成史的分期》进一步分析说：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夏、商、周三族由炎黄部落集团与少昊太昊部落集团斗争、融合而成，三族“又经夏商西周千余年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进而经过春秋战国的大融合，并吸收了众多的民族成分和文化因素，形成了华夏族，即汉族的前身”^[45]。2000年他在《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中总结说：“贯穿中华文化发展全过程的，一是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平衡发展；二是区域性文化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运动。而中华民族在古代的发展，呈现出东西两大部、南北三带的相互依存，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民族的统一过程，也就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过程。”认为考古学昭示“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长江中、下游是与中原齐头并进的，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这些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汇聚于中原各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在中华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黄部落集团融合为核心，不断融合太昊、少昊、三苗及其他各部落集团的一部分，吸收四方先进文化大融合的结果”^[46]。

除徐、陈两位先生的论述外，主张多源说者还有：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概说》（《思想战线》1988年第5期）认为：夏朝时期，中原的华夏族与东北、西北、北方、西南、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带各民族群体之间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开始向着统一思想的方向发展。经夏商周三代，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原来落后于中原华夏民族的另一部分民族群体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与华夏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最终与华夏族融合而在秦朝统一后形成了汉民族。其后，他又在《秦汉时期汉族的形成和发展》（《思想战线》1998年第9期）认为：“秦朝的统一，使过去的华夏族与吴、越、巴、蜀、楚人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在两汉时期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它就是汉族。”

史继忠认为，汉族的形成与别的民族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说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是走“同源异流”逐步分化的道路形成的话，汉民族则恰好相反，它走的是“异流同源”的路，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吸收了多种民族文化，逐步成长壮大。汉民族在民族融合中形成，又在民族融合中壮大，经过一次民族大融合，人口就增加一批，经济文化就出现一次新的高潮^[47]。

徐亦亭《蚩尤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狩猎者首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蚩尤与黄帝、炎帝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先祖，蚩尤代表狩猎者，是传说时代狩猎者首领，他与南方少数民族没有联系，不是南方少数民族祖先。

徐亦亭《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族的族源和融合》（《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认为：太昊族和少昊族是融汇成华夏族的各个古代民族的两个主要原始族体，华夏族是由夏、商、周、越、蛮、楚、巴、戎、夷等古代民族融汇而成的，古华夏族是汇成汉族的主要族源。

史继忠《汉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认为：“汉族的形成与别的民族有显著不同，如果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是走‘同源异流’逐渐分化的道路形成的话，那么，汉族恰好相反，她走的是‘异源同流’的路，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吸收了多种民族文化，逐步成长壮大。”汉族渊源于“华夏”，而“华夏”就是夏、商、周三代许多部族融合的产物。汉族的形成，并不是居于血缘的联结，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传播为其纽带，她靠文化来维系整个民族，所谓“汉化”，实际上是受汉族文化的熏陶感染，共同因素增加。

陈筱芳《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夷狄部族与华夏是在文化对抗和对话中达到交融、同化或并存，夷狄诸侯和诸夏则在指向相同目标的斗争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了同化。华夏族最终形成于春秋末年，主要标志是夷狄诸侯与诸夏实现了同化。”

周伟洲《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认为：“汉族的形成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汉族的形成是“不断吸收、融合了周围的其他民族之后，最终于汉代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则起了主导作用。”

付永聚《华夏族形成发展新论》（《齐鲁学刊》1995年第3期）认为：“中原的炎帝、太昊；东方的蚩尤、少昊；北方的黄帝；南方的伏羲、女娲、盘瓠等，统统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从黄帝至夏朝，众多分散的尧较小的民族，在互相兼并、分化组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以黄炎为核心的多民族共同体”，最后华夏族雏形形成。

钱宗范《浅论中华民族的族源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影响》（《学术论坛》1995年第1期）认为：包括汉民族前身华夏族在内的中国古代很多民族以及不少地区性文化的创造者的族源，是在当地土著民族和文化与外来民族和文化不断融合、交汇，互相吸收、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多元与一元相结合的特点。“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主源是黄河流域的炎黄族，但在5000年的发展中，融合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少数民族，汉族的血统和文化中包含了无数曾在中国历史上活动过的少数民族的血统和文化因素。”

武尚清《白寿彝先生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汉族形成是多源性的，它是长期以来不断吸收、融合进诸多民族成分而成的。”

覃东平《试述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汉族形成于秦，得名于汉，汉民族的形成是各民族结合发展的产物，历史上经历秦汉、魏晋南北朝和宋元金三个大融合时期。汉民族主源为炎黄，支源为东夷、九黎。东夷与九黎融合为夏族，商族在夏族的基础上形成，并与诸方国交融而成周族。周族在发展的过程中融汇了四周的诸邦和戎狄等少数民族族群从而孕育出华夏族。华夏族继续融入西戎、北狄少数民族族群以及楚、吴、越族的血液，最终发展成秦。汉族经历史风雨的催化在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汉族起源和形成过程图示如下：

李民、张国硕编著《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认为：夏商周三族的融合成为后来汉族的主体。

何光岳《汉人与汉民族的形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汉族是由炎帝、黄帝、太昊、少昊四大系融合而成华夏族，由华夏族各支所建立的夏、商、周经秦汉而形成汉民族。其中族系浩繁，仅周文王时即有一千三百多个诸侯、部落，即是众多的族系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本是双胞族，长达3000多年的姬羌互婚关系形成了华夏族的主体。”

陈遵沂《华夏族的融合与汉民族的演进》（何光岳主编：《汉民族的历史与发展》，岳麓书社，1998年）认为：“中华民族之主干，春秋时代人们常称之为诸华或诸夏，华与夏在那时的人的观念中似乎没有分别。华夏族即汉族之前身。……华夏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运动，其地域不断扩大，它穿越黄河、长江、珠江、海河、辽河、黑龙江等水系，纵横于东亚大陆，其地域的伸展明显表现为向南与向北的矩阵状。于是，在秦汉时期各单位文化进一步融合，多个夷夏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大的文化单位——汉族。”

王玉德《汉民族若干历史问题散论》（何光岳主编：《汉民族的历史与发展》，岳麓书社，1998年）认为：“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历史上的汉族是个常变的、不确定的、边缘模糊的概念。汉代以后，大约到了南北朝时期，才有了汉、汉族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少数民族提出的，相对于鲜卑等周边民族。但是，汉族的渊源很早……传说中的华夏集团就是正宗的汉族先人。”华夏族由“中国”（《礼记·王制》）、东夷、南蛮融合而成。其后，西戎、北狄等西北民族也源源不断融合进来，成为华夏族的新鲜血液。夏商周三代以后，“历史上的百越、匈奴、羌氐、乌桓、回纥、党项、突厥都早已汉化。可见，汉族是华夏族为主的多民族融合体，是不断发展中的民族。汉族还有域外成分，古代印度人、波斯人、中亚人来华贸易、留学、传教，久居中国，已不复分辨其族类。开封的犹太人在与汉人的通婚中、战乱中，也已经完全同化”。

（二）汉民族起源单源说

事物总是相对的，有汉民族起源多源说，也就有汉民族起源单源说与之相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夏族或华夏族形成于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五帝”时期，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它形成的标志，也是名称的来源。夏族或华夏族经过商周时期，得到发展壮大，后由于汉朝的存在而又逐渐改称汉族。

唐嘉弘《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认为：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亦即华夏族，均出于黄帝。

郑慧生《中华民族源于一家论》（《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在先秦时代，凡是已与中原居民发生关系的周边民族，都出自黄帝或炎帝，而黄、炎二帝又有同一的血缘。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共同祖先的综合民族。

景以恩《太阳神崇拜与华夏族的起源》（《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1期）认为：“夏族出于华族；华夏民族也是一个自认为是太阳后裔的崇拜太阳神的民族；华夏族起源于东方，后迁于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则是以原居于东方的华夏先民族为主体，团结当地土著民族，经过漫长时期的艰苦奋斗而创造出来的文化硕果。”不久，景以恩又在《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中（《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夏、商、周的祖先禹、契、稷均源于黄帝。华夏族源于大汶口文化圈，是一个由不同时代、不同空间逐渐形成的血缘族团，以炎黄之战为起点，以夏王朝的诞生为形成期。其起居地，“自伏羲、神农，至炎黄虞夏（夏初）皆在东方——山东地区”。

王景义《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学术交流》1998年第4期）认为：“华夏族之名源于传说时代的华胥氏族、夏后氏族。传说华胥氏族起源于甘、青高原，是远古时代母系社会时的一个部落”，除其后裔的一部分留居甘青高原外，其主要的一支沿着黄河东进，与一燧人氏通婚。“传说华胥氏是伏羲氏的母亲，伏羲氏和妹妹女娲结为夫妻，他们的后人是少典氏。而炎帝、黄帝部族又都是从少典氏的氏部族中分化出来的，所以华胥氏是华夏族最早的祖先。”

杨复竣《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太昊伏羲》（《中州今古》1995年第2期）认为：“太昊伏羲作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其历史性、人民性、稳定性、连续性和持久性，表现了中华民族共识共祖的血缘亲情。”

薛正昌《楚民族与楚文化及其演进》（《衡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华夏族在夏代国家形成的同时已经形成，是由夏、商、周三代的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秦汉之际，汉民族已经形成。“华夏族或非华夏族，汉族或非汉族的主要区别就是文化上的区别，其标志之一就是承认与华夏共祖。”

（三）汉民族形成秦汉说

自范文澜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上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之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说渐为学术界多数所认同。近25年来，学者们多有新解读：

陈连开认为，汉族的前身以华夏族为族称，在先秦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起源阶段、民族雏形阶段与华夏民族的形成阶段。华夏民族在先秦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但地区差异还是比较明显。汉族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其基本特征形成于秦汉时期。汉族共同体在秦汉以后有很大发展，而秦汉形成的基本特征虽得到完善与充实，却始终是沿着秦汉开辟的传统发展，文化传统从未割断^[48]。

覃东平也论述了汉民族从炎黄时代到秦汉时期形成的历史过程，“汉族形成于秦，得名于汉”。他认为汉族的发展壮大经历过三次大的民族融合，即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宋金元时期^[49]。

佟柱臣《从考古学上看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认为：“夏商周三代有许多族，这许多族中的一部分，到战国，在中原融合成了华夏族，所以华夏族一开始便包含多民族的血统，也包含多民族的文化，而这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到秦统一全国，为多民族的融合准备了政治条件。到汉代，地域广辟，汉族散居四方与少数民族杂居，民族间的接触多了，文化互相交流与融合的机会也多，所以形成了汉族更大的共同体，汉族从来就不是单一血统的民族，不仅包含更多的民族血统，也包含更多的民族文化，因此，汉代是我国多民族融合的非常显著的时期。魏晋以后，广大北方的乌桓、鲜卑、匈奴相继进入中原，扩大了汉族这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而为其增添了新的血液……宋代以后，契丹、女真、西夏诸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消失了，这种消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民族有的接受了汉文化融合于汉民族之中，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

刘先照《中华民族的个性与共性的特征及其演变》（《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认为：“华夏族由夏族、商族与周族与戎、狄、蛮、夷的一些成分，经过夏商周至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互相融合而形成。汉朝以后演变而为汉族。”

覃东平也论述了汉民族从炎黄时代到秦汉时期形成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汉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从炎黄部落进入到中原，到融合东夷、九黎的一部分后逐渐壮大，种下了汉民族的胚胎。夏商时代，融合了更多的周边各族，周朝自称中国，或称“夏”、“华”，并把自身的属民与周边各族区分开来，实际上一个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意识、共同习俗的人们共同体已经出现，历史上称之为“华夏”，即汉民族的前身，汉族这个胚胎历经十月坐怀，已经发育成全，只待临产和命名了。战国时期是汉族这个胎儿临盆前的最后一次躁动，原为戎狄之类的秦、“我蛮夷也，不与中原谥号”的楚、南越类的吴、越，在与中原的争霸过程中，接受了中原的文化，融入了华夏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思想文化，使华夏团体有了共同的思想意识，为汉族的最后形成和出生并能在今后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在全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货币。汉朝建立后，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建立郡县，开邮驿，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中原为核心，因政治制度、经济条件、语言文化、社会习俗、儒道思想意识的确立，到汉武帝时，汉族的称呼出现了，所以汉民族形成于秦，得名于汉^[50]。

但也有不同的观点爆出，1988年，吴广平对“汉民族是以先秦北方的华夏族为主干而形成的”这一论点和“秦汉形成汉民族说”提出异议。他在《汉民族形成新论》中认为，“汉民族不是形成于秦汉而是形成于汉，形成汉民族的主干不是先秦北方的华夏族而是先秦南方的楚族”。“楚族是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古老而又伟大的民族。它是南方古老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当时缔造古老的长江流域文明的最重要、最杰出的主人。成为广阔的中国南方各族融合中心，是当时民族联结和融合的一个典型。……先秦各大国不论是秦、晋，还是齐、燕，都没有楚的成绩大”。“落后的西秦要承担同化各族（特别是楚族）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的重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公元前206年，只有15年历史的秦王朝就被楚人推翻了。这样，楚族同化华夏族到汉朝取得了发展的良机。”吴广平先生进一步论证道：“汉朝创业皇帝是楚人。开国所封的143位侯爵，大都是楚人。刘邦的嫡系部队都是楚人，后来又大量收降项羽的部下，形成清一色的‘楚派’。正因为如此，所以楚人的民族思想在汉时得到继承和发扬……由于刘邦部队的北进，楚文化随之被带入北方。……在汉时以楚文化为主干、为精髓、为灵魂的汉民族共同文化正式形成了。”吴广平先生最后得出结论：“总之，汉族是因汉国而得名的。汉族形成于汉朝。它是以先秦南方的楚族为主干同化北方的华夏族而形成的。到汉时，汉民族的四个特征可以说初步具备了。‘共同的语言’就是当时通行的‘凡语’。‘共同的经济生活’就是农业。‘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就是包容万物的民族气魄、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由于汉朝的确立，以楚文化为主干的共同文化的形成和民族的文化中心长安的出现，使汉人用民族的纽带把历史彼此隔绝的南方楚族和北方华夏族联结为一个民族的整体。这样汉民族就形成了。”^[51]

（四）华夏族与汉民族形成

讨论和研究汉民族形成问题，绝对绕不开华夏族。对华夏族的形成却又有公婆之理，一种认为形成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后，另一种意见以为经过了夏商周三代，至西周时才形成华夏族之雏形，夏、商、周是华夏族三支主要来源，但一般认为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

1.华夏族形成于夏代说

有些学者主张华夏族形成于夏代，田继周认为：“夏族或华夏族形成于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五帝’时期，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它形成的标志，也是名称的来源。”田继周认为：“夏族或华夏族不可能到周朝时才形成，而应该形成于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及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五帝”时期传说人物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活动，反映了部落间频繁的战争和兼并关系，从而也反映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关系。”“颛顼以来，地为国号”，颛顼高阳氏、帝高辛氏、尧陶唐氏、舜有虞氏，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氏族血缘关系的解体和地缘关系的建立。在地缘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在部落战争、联合、融合以及兼并的过程中，到了“五帝”时期，我国最早的民族，不管它叫什么名称，就形成了，而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它形成的标志，并名之为夏族^[52]。

周伟洲也认为：古代民族的产生是伴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恩格斯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国家用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使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程度不一地解体，在国家统治的一定地域内，逐渐使用同一语言和文字，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并由此产生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状态，最后形成为狭义的民族。根据这一认识，对照中国历史，我们认为，事实上黄河中下游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发展到国家阶段时，即夏朝诞生后，华夏族也随之产生^[53]。

2.华夏族形成于周朝说

华夏族形成于周朝是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

杨荆楚认为：“黄帝部落的后裔建立了夏王朝，强大的夏部落开始形成为夏族。前后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十六个多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进入中原（黄河流域）地区的戎、狄、夷、蛮部落逐渐与夏商族融合，史称华夏。西周时，华夏族成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到了汉代，华夏族始称汉族。”^[54]

史继忠也说，汉族渊源于“华夏”，而“华夏”就是夏、商、周三代许多部落融合的产物。我们通常说“炎黄子孙”，其实，炎、黄本不同族，炎帝统领共工氏等四部落，黄帝统领夏后氏等十二部落，经过若干次冲突之后才定居中原，联合为一体。自大禹起，夏后氏兴于河、洛之间，“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吸收“东夷”而成“诸夏”。其后殷商在东土崛起，“因于夏礼”而拓展疆域，与周边朔方、氐羌、荆蛮广泛接触，融合范围扩大。周人起于西岐，文化勃兴，礼仪，服章与周边民族迥异，自称为“华”，于是凡行周礼而著华服者都谓之“诸华”。可见，“华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的产儿^[55]。

覃东平也说，夏朝建立，“天下咸服”，夏既是地名、国名，也是夏朝疆域内人民的对外称呼、族类，即在强权下一个大的人们共同体——夏开始出现，但是夏时，还存在着东夷、蛮、狄等其他各族。商时，也存在许多不同的族群，商朝的对外征伐使得民族融合加剧。周朝取代商朝，建立了更为强大、地域更为广阔的国家，周自称中国，或称“华”“夏”，并把它的属民与周边各族区分开来以示区别，实际上一个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意识、共同习俗的人们共同体已经出现，历史上称之为“华夏”，他是汉族的前身^[56]。

3.华夏族形成于春秋战国说

还有的认为华夏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付永聚认为华夏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他的形成可分为两个阶段，华夏族的形成期，“始自黄帝兼并其他部落集团，至夏朝诞生为止”，华夏族的发展定型期“历经夏商周至春秋末为止”^[57]。

谷苞《关于如何正确理解炎黄子孙的探索》（《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夏主体民族为羌族，商为东夷，周为周族。经长期民族融合，在春秋时形成华夏族，到汉朝成汉族。通常所说的炎黄子孙，固然不能排除血统上的遗传关系，更重要的则是文化传统上的继承关系。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认为：夏朝的建立并不是华夏最终形成的标志。西周封建是华夏由部落状态向民族共同体演化的关键进程，周初封建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首要篇章。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论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祖先地位的确立》（《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认为：黄帝不可能是所有五帝三皇的直系祖先，也不一定生活在其他古帝之前。他原本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古代部落集团的首领（或祖先）。以黄帝为首的五帝系谱，反映了战国时期才刚形成的华夏民族认同于自己共同文化的民族心理意识。沈氏苟同徐旭生、顾颉刚在《中国古史的传统时代》中关于我国历史开端时期民族非出于一元的认识。

陈筱芳《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夷狄部族与华夏是在文化对抗和对话中达到交融、同化或并存，夷狄诸侯和诸夏则在指向相同目标的斗争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了同化。华夏族最终形成于春秋末年，主要标志是夷狄诸侯与诸夏实现了同化。”

（五）关于汉民族族称的确定

对汉民族族称的确立也是众说不一。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认为：“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周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别人对他们称作秦人或汉人。‘民族实体’，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汉人成为族称很可能起于魏晋南北朝初期。“因为魏晋之后正是北方诸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分裂时期，也正是汉人和非汉诸族接触和混杂的时候。汉人这个名称也成了当时流行的指中原原有居民的称呼了。”

贾敬颜《“汉人”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认为：“汉人之称来源于汉朝，但汉朝的人并不被称为汉人，而被称为秦人。”“因为秦朝的强大和声威远震，秦朝的邻人在秦朝灭亡之后很久的时间里犹称汉朝之人为‘秦人’。后来，‘秦人’一称虽为‘汉人爷一称所代替，但它依然在国外有影响，以致很长一段时期内，印度等国称中国为‘支那’‘脂那’‘至那’等等，这便是今天西方人称中国为China的根源，推其本始，即起于‘秦’字（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东汉时已有‘汉人’之称，其义为‘汉朝之人’。”“经十六国、北朝以后，汉人的内容复杂了，数量增多了，这个人们共同体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汉人’在明朝……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变成了汉人，汉人的外延又扩大了。”“大概也只是在‘五族共和’之说倡导以后，‘汉人’才正式改称‘汉族’。”

贾敬颜先生又在《“契丹”——汉人之别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认为：“称汉人为‘契丹’起于辽、金战争之际；其所以有此名号，首先是汉人的大量进入契丹地区，实行汉化，久而久之，两者合而为一，汉人即‘契丹’，‘契丹’是汉人。或者，有一部分契丹人直接向汉人转化；而另一部分契丹人先向女真人转化，之后再向汉人转化。不管怎样，元朝广义的‘汉人’之内包括了契丹人，乃是千真万确的。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契丹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从前进的行程中失掉了，但他的‘分子’——遗胤散布在广大的汉人之中，以致成了汉人的代词。‘契丹’——汉人别名的出现，是汉人历史发展的胜利，也表现为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个侧面，即民族融合。”

周坊《华夏溯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华夏既是族名又是地名，地名因族名而得。华夏人由华人与夏人融合而成。华夏在形成过程中又不断与四周的蛮夷戎狄融合，商代以前主要与南蛮东夷融合，两周时期主要与西戎北狄融合，至魏晋时，华夏一词的含义已经扩大成为天下和天下人。”

徐杰舜《从秦人、汉人到汉族族称的确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认为：“汉族族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秦人’‘汉人’和‘唐人’曲折、交叉的发展过程。由于汉王朝国运长久，国势强盛，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在汉王朝已经形成，所以‘汉人’之称经得起历史的千锤百炼，逐步取得主流地位，到近代之时‘汉人’之称才渐确定为‘汉族’之称。”

张雄《略论“汉人”族称的确认》（《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从两汉以来国内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汉民族意识展露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论证从汉朝开始，“汉人”已是不同于“蛮夷”的居民群体。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融合和“汉化”“胡化”的反复，到北魏末，“汉人”作为族称已为中原朝野所认同。唐朝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大、繁荣，促进了“胡”“汉”文化交流，“汉”作为民族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和边地各族人的共识。历五代到两宋，随着北方民族南下中原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加剧，导致汉民族意识强化，南宋时“汉”人作为族称，最终被历史确认。

任继《“华夏”考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4期）认为：从“考古的发现”“文字的考辨”和“语言的阐释”论证来看，“我们可以判断，这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华族人在建立起第一个朝代时，为了使朝代名（或曰国名）与原有的族称‘华’既有所区别，不致混同，又不能离根太远，以致忘本，便采取这种稍变其音的办法，命名为‘夏’；第二种，无意为之使然，即由于历史音变、地域音变或用字不同，而由‘华’至‘夏’的。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华’与‘夏’之间都是一脉相承，不绝如缕，其间的嬗变关系灼然可见”。

对汉族族称的不同看法，其实正是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出发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多样性。

（六）汉民族与中华民族形成

过去研究汉民族，仅限于汉民族研究的范围论汉民族。但今天研究汉民族，就必须跳出汉民族研究的圈子，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上去认识汉民族、研究汉民族。1988年秋，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著名论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先生认为：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汉族的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力的核心。”“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北方、南方各族群不断向汉族输入新的血液。”这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58]于是中华民族的研究勃然兴起，从此汉民族的研究与中华民族的研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中华民族的起源，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本土说和外来说、多元论说和一元说的争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少学者运用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和新的资料，对中华民族的起源重新进行了审视和研究。1988年，陈连开发表《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一文，通过对中华新石器文化类型的研究，结合中华远古各部落集团文献的研究认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整个中华民族与大多数中国的兄弟民族，从总体上看皆是由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历史的人们形成的；中华民族及其中的主体民族和一些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其起源是多元的。特点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与辐射。往往在同一民族中，也是既存在广泛的认同，同时又存在明显的区域文化特点^[59]。1994年，陈连开的论文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出版，在书中陈连开指出：汉族的前身，以华夏族为族称，在先秦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起源阶段、民族雏形形成阶段与华夏民族的形成阶段。华夏的起源，是以黄河中下游两大集群的融合为核心，同时吸收四方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支，经夏商周，三支融合为一体，在西周已经形成为华夏民族的雏形，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在战国已实现了华夏的大认同，华夏已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民族是大融合的结果，对四夷而言，又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融合于华夏之中。这种融合与分化的过程，也就是华夷五方之民的形成过程。华夏民族在先秦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但地区差异还是比较明显。汉族从起源及其前身华夏的形成，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而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其基本特征形成于秦汉时期。汉族共同体在秦汉以后有很大发展，而秦汉形成的基本特征虽得到完善与充实，却始终是沿着秦汉开辟的传统发展，文化传统从未割断^[60]。(www.xing528.com)

李清和在《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认为：汉族实际上是经过三次民族大融合和三次全国大统一最后定形的主体民族。首先，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所涉民族除华夏外，有东夷、西戎、南蛮（荆蛮、百越、巴人、濮人等）、北狄，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时间，逐渐融合为一体，构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其结果是秦汉时期全国第一次大统一，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雏形初步形成。其次，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涉及民族除汉族之外，在北方有匈奴、鲜卑、乌桓、羯、氐、羌等，在南方有蛮、僚、蜓、巴、越、溪等，经过近400多年融合遂成一体，结果是隋唐时期全国第二次大统一，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最后，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是第三次民族大融合，除汉族外，还包括北方契丹、党项、羌、回鹘、女真、蒙古等，在南方有白蛮、乌蛮、吐蕃、氐、羌、俚僚等，经过300多年，其中大部分又逐渐融合为一体，于是出现元明清全国第三次大统一，把中华民族的形成推向最后定形阶段^[61]。

郑宝凤、汪玉华《略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认为：中华民族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呈现向中原汇聚及中原向四周辐射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夏族的形成使中华民族有了凝聚的核心。中华民族的雏形华夏族是以黄帝族团（中原华夏）为主干，糅合了南方苗蛮、东方东夷经过夏商周三代而形成的。第二，汉族的形成，不断扩大了凝聚核心，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是以华夏族为基础，经过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不断汇集和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第三，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第四，中华民族的发展、巩固和最后形成了自觉的民族实体。

张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的一点认识——从“黎民百姓”说起》（《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认为：历史上的“黎民”（代表黎人，或泛指南方的黎、苗群众）和“百姓”（泛指北方的夏、夷各氏族部落）是中华民族两个最主要的来源。夷、夏的合流与同化，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早的雏形——古华夏族。黎苗与夏夷的主体，经过长期争战、交流、杂居、婚姻、融合与同化，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在本土，在中华大地上，那就是元谋猿人、北京猿人、蓝田猿人与和县猿人，经过漫长的岁月发展成长，特别是经过夏夷、黎苗族团的合流与同化，最终融合为一体。

此外，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成果还包括潘龙海、陈连开、金炳镐的《中华民族学初探》（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博泉的《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萧君和等主编的《中华民族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田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等。

【注释】

[1]参阅《史记·夏本纪》。

[2]参阅《史记·殷本纪》，参阅《史记·周本纪》。

[3]转引自郭维屏：《中华民族发展史》，成都：1936年版，14页。

[4]以上所引述“汉民族西来说”参阅：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郭维屏：《中华民族发展史》，成都：1936年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岑仲勉：《汉族一部分西来之初步考证》，《两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4月版。

[5]《梁任公近著》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61-62页。

[6]《中国民族史》上册，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9-10页。

[7]此书系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出版。

[8]参阅《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辑。

[9]《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10]均参阅《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11]见《人民日报》，1962年6月14日。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15页。

[13]牙含章：《民族形成问题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25页。

[14]文传洋：《不能否认古代民族》，云南：《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

[1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页。该书于1943年已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1960年出修改版时将“民族”一词改为“部族”，即改我国古代华夏、东夷、苗蛮三民族集团为“我国古代三部族集团”。

[16]分别见《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历史分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17]见《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

[18]见《华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一期。

[19]田继周：《周时的民族和民族政策》，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2期。

[20]见《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21]《春秋战国史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

[22]《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23]见《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24]见《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25]郑杰祥：《夏部族起源的探讨》，载《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5期；姚政：《论夏族的起源》，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6]见《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27]见《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

[28]见《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29]见《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月，18页。

[30]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10-14页。

[31]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桂同笔录、瞿林东整理，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32]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81-82页。

[33]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37-39页。

[34]袁广阔：《再思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24日。

[35]李维明：《先商文化渊源与播化》，载《三代文明研究》（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36]《群言》，1993年第6期，转引自张正明：《楚国史·弁言》，载魏昌：《楚国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

[37]长沙子弹库楚锦书为解放前在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战国楚墓盗掘出土。现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38]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194-200页。

[39]李龙海：《汉民族形成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228-230页。

[40]周国荣：《说吴族》，载《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41]周国荣：《说吴族》，载《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42]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97-103页。

[43]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原载《烟台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44]陈连开：《论华夏民族雏形的形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45]陈连开：《中华民族之含义及形成史的分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

[46]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47]史继忠：《汉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48]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载《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291页。

[49]覃东平：《试论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50]覃东平：《试论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51]吴广文：《汉民族形成新论》，载《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52]田继周：《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族》，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53]周伟洲：《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54]杨荆楚：《汉民族形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浅析》，载袁少芬、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研究》第一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49页。

[55]史继忠：《汉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56]覃东平：《试论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57]付永聚：《华夏族形成发展新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3期。

[58]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59]陈连开：《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载《北方民族》，1988年第1期。

[60]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载《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20页。

[61]李清和：《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