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族通史：回溯至1986年前，民族形成与发展的理论

1986年前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一直受到民族理论的影响和规范。

（一）舶来与本土：民族一词的出现

近代以来，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有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可是“民族”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却大有纷争，主要有二说。

1.舶来说

舶来说又分为英文舶来说和日文舶来说。

英文舶来说。有二证，一是1837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近代中文期刊《东西洋统记每月传》所载《论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得陆路渡约旦河”之句^[2]。二是1874年左右，王韬在他主办的《循环时报》上发表《洋务在用其所长》中有“夫我国中乃天下之大国也袁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顽”^[3]。

日文舶来说，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一词是从日文舶来的，最早出现在梁启超1899年写的《东籍月旦》^[4]一文中。后来韩锦春、李毅夫在《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也同意这一说法^[5]。

2.本土说

2001年茹莹在《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发表《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一文中，提出唐代李筌所著《太白阴经》序言中有“倾宗社，灭民族”的句子。

“民族”一词虽然有舶来与本土两说，但从实际应用来看，应该承认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是舶来的。

（二）近现代“民族”语义历史文化解读

“民族”一词在近代中国开始广泛使用之时，对“民族”一词的语义有种种解读，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鸦片战争之后学者的解读

20世纪之初，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涌入，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和人种起源学说，对民族语义的解读也呈纷纭之彩：

蔡元培认为：“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6]柳亚子认为：“凡是血裔、风俗、言语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言语不同的，就是不同民族。”^[7]

汪精卫认为：“民族云者，人种学上用语也，其定义甚繁，今举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团体也。兹所云气类，其条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件，然因移往婚姻，略减其例），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而之地域），四同习惯，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减其例），六同精神体质。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8]

梁启超则于1903年在翻译、介绍欧洲法学家伯伦奇里（Bluntschli，J.K.，1808～1887）以民族语义作评论，指出伯伦奇里论述了民族具有地域、血统、肢体形状、语言、文字、宗教、风俗和生计8个特征。

2.孙中山的解读

1924年，孙中山在系统阐述三民主义的内涵时，对民族的语义作了解读。他说：“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哪逊’这一个词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他认为自然力造成民族，霸道力造成国家；民族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9]。孙中山对民族语义的解读影响极大，被人们称为民族五要素说。

除此以外，在对民族的解读中，孙中山还受到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的影响，把对民族的解读与国家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他把“nation”译为“国族”，明确提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教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10]所以，在孙中山的解读中，并没有区分民族、种族、国族等词的语义区别和用法，而是互相通用的。他把民族当作种族下面的分支：“人类的分别，第一级是人种，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五种之分。更由种细分，便有许多族。”^[11]而造成民族的原因之中，他认为首要的仍是“血统”。他的这种观点极具代表性，当时的很多学术著作都把民族作为种族下的分支加以论述，“ethnology（民族学）”一词也长期被译为“人种学”。可见，在孙中山的解读中，“民族”语义与“种族”语义的关系还没有理清。

3.20世纪50耀80年代“民族”语义由西方话语向苏联话语的转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际政治背景的影响，中国对“民族”一词的解读由西方话语向苏联话语转向，其标志就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占了民族语义的主导地位。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已在中国共产党内传播。1938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松在延安所作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系列讲座的第一讲“论民族”中，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民族主义展开论述的。他说：“民族不是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的部落、氏族，也不是封建社会的宗族、种族，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各种不同的部落、氏族、种族、宗教等等结成为近代的民族”，这个“近代民族”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经济生活与经济联系”“共同的民族性（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四个特征^[12]。王明1938年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也介绍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13]。此外，在当时的学术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也开始传播。1929年郭真在所著《现代民族问题》中，直接引用和翻译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而且是由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于共同文化中所发现的共同的‘心理的能力’而结合的人类共同体。”^[14]据周传斌研究，这可能是斯大林民族定义最早的汉文翻译^[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民族一词的语义解读一边倒地按照苏联的话语展开，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主导下，“民族主义”被界定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观”，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则是“国际主义”；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也被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所替换；对民族的特征则重语言、地域等客观特征，视血统，宗教与民族的本质特征无关。

在这种语义解读的观照下，“民族”逐渐演变为专指与“少数民族（minority）”有关的事项，如民族问题、民族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民族教育等。

在这种一边倒的态势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民族一词的语义，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一统天下，其间虽然有过多次质疑，但其影响已形成一套固定的话语模式。对这种态势，1989年阿拉坦等著的《论民族》一书的出版是一个总结。《论民族》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将有关民族的相关语义即民族概念、民族产生、民族发展和民族消亡定型化了。

（三）挑战与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神话的解构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虽然定型化了，一统中国“民族”一词语义40年，但在中西语义的对接中不断地受到批判，从挑战发展到了解构。

1.范文澜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挑战

范文澜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挑战源于1953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中以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为理论依据，认为汉族是19世纪下半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此前的其他人们共同体都是“部族”。中国除汉族外再无“民族”，都是“部族”，就是汉族也是19世纪以后才形成的。对此，无论从语义，还是从事实出发，都是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尽管斯大林民族定义正处在一边倒的风头上^[16]，范文澜还是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巧妙的策略，于1954年发表《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提出汉族形成于秦汉的观点，并认为汉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17]，实际上是公开地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了挑战。

2.牙含章、林耀华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挑战

由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所引起的关于民族形成的讨论，引起了“民族”一词中西语义的对接，先是牙含章，继而是林耀华从民族译名问题切入，向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提出了挑战。

民族译名问题，实际上就是民族语义中西对接的问题。(www.xing528.com)

20世纪60年代，牙含章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为了弄清民族译名问题，他组织有关人员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原著，确认“民族”与“部族”之争主要是翻译问题引起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由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的一般规律，斯大林论述的则是“现代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18]。查清了这个情况后，1962年春天，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联合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了经典著作中“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建议不再使用“部族”一词。这次讨论的结果发表在1962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与此同时，牙含章发表了两篇文章：《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19]《关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20]作了深入的论述。牙含章的挑战，使人们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从神圣性和刻板性中解放了出来。

紧接着林耀华从中西语义对接的技术层面，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进行了挑战。1963年林耀华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的长文，详细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原著中使用的民族类词汇，并将俄文“民族”一词的词义归纳为四类：（1）用以指最一般意义的人们共同体；（2）指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各个时代的共同体；（3）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以后的现代民族；（4）指与相对的前资本主义民族，以及没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民族^[21]。林耀华的挑战，使得人们从技术层面上弄清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刻板性，从而为人们进一步质疑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进而提出修订或否定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了铺垫。

3.对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修订

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最大的挑战是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其的修订或否定。

曾在中国具有牢不可破特征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经过范文澜、牙含章、林耀华等学者的挑战，到了20世纪80年代，其一统民族语义的天下被打破了，不少学者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提出了修订的意见。

据《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报道，在1986年4月23～25日召开的“民族理论专题学术讨论会”上主张修改和另拟民族定义的学者提出了以下4个方案供研究、探讨。

民族是人们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在语言、地域、文化诸方面共同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是在一定的地域和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具有统一的语言特点、文化特点、心理特点和自我意识的人群。

民族是由若干基本要素或共同因素构成，其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寓于要素的构成以及诸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由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等要素所组成的共同文化传统和民族自我意识经济生活等要素所组成的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比较稳定的共同体^[22]。

接着，曾强在《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略论人们共同体的共性与个性》指出：“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由若干个基本要素或共同因素构成，由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寓于要素的构成以及诸要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之中。”贺国安在《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发表《关于人们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思考》指出：“民族是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语言文化共同体。”

更有甚者，有的学者提出否定或抛弃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的更是按照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了民族^[23]。

4.对斯大林民族神话的解构

罗兰·巴尔特在《神话学》中解读了符号意义的神话，他推出，所谓“神话”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即它的“意义”系统的结构^[24]。“民族”一词在中国的定型化，正是建构了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核心的一整套关于民族神话符号意义的系统结构。

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学术素养的提升，从一般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修订，发展到了对民族神话的解构。

首先对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神话进行解构反思的是王联。他认为汉文“民族”的层次性以及与之对应的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层面、民族定义的争论实质上“都是出于定义要维护他本人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利益。”^[25]接着马戎就民族概念的本身的歧义性进行了探讨。他分析了英文文献中与“民族”相关而又常用的三个词：“ethnicity”“race”和“nationality”，列举了十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要在‘民族’定义及其内涵方面形成共识，达成完全统一的认识，是非常不容易的^[26]”。

潘蛟更是借用福柯的“权力（power）”来解构民族概念。他说：“人们之所以会来关心、讨论民族的定义，是因为它关系人们对于权力关系的预设和构建。有关民族概念的争论并不是单纯的认知问题，而是十分复杂的权力问题。”民族“是人们借以构建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它的定义连带着对于‘他们’和‘我们’的界定，对于忠诚的预期，对于记忆的导引，对于历史的裁剪，对于屈辱和尊严的分配，对于自决、自治权利的承认和拒认，对于政治单元、国家的建构和解构”。这样，关于民族概念的论争，其实质不在于“民族到底是什么”，而在于“人们为何如此关心民族是什么”^[27]。潘蛟所言，其深刻性在于从“民族”一词语义的深层次上解构了民族定义的神话。说起来，人们不相信，“民族”一词的语义在中国牵动的范围之大，只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抗日战争以前的中、西文化论战和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可与之相比。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国对民族语义的讨论一波接一波，但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40年中，学者们一直是围绕着“民族”一词的中西语义的对接进行讨论，潘蛟对“民族”解构，这就为“民族”一词中西语义真正意义的对接铺平了道路。

（四）沉淀在《汉民族发展史》中

从上可见，经过近百年的沧桑，1986年前，中国学术界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已有很大的突破，但影响仍存在，当时所有对民族概念的认识都沉淀在《汉民族发展史》之中。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南。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形成的问题，对于与民族发展有关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些问题，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

关于民族形成的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歧的主要焦点在于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不同理解上，有的认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故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有的则认为资本主义以前已有民族存在。在这个时期，牙含章根据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28]的论述，提出了民族最初是由部落发展成的观点^[29]。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基本观点虽然是颠扑不破的，但其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论断却非常普遍的问题，同时，也是继范文澜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尝试。这个观点，不仅为范文澜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打开了进入民族这个历史范畴的大门，在民族形成问题上表现出了历史的多样性。无疑，这对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有价值的贡献。

现在，尽管还有些同志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但是恩格斯关于“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的科学论断，已为我国学术界的多数人所接受。于是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分歧又表现在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上，有的认为最初的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崩溃，阶级和国家产生之时；有的认为最初的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即由部落经过部落联盟发展之时；有的则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可以推到蒙昧时期的晚期；有的甚至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与原始氏族部落的形成同时。目前，讨论正在展开^[30]。

分歧虽然存在，但从汉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完整地、连续地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研究汉民族是怎样形成的，首先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部落是怎样发展成民族的？

关于部落如何发展成民族的问题，恩格斯在其不朽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了精辟、具体的论述。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提高，社会劳动大分工不断发展，这不仅促进了共同经济类型的产生，而且导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的分化和解体，恩格斯说，私有财产的出现，“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31]。于是，氏族、部落沿着分化和解体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氏族和部落酋长的权力由选举变为世袭；儿子继承财产的制度促进了家庭财富的积蓄；为了掠夺更多的财产，战争成了正常的职业；贫富的分化和奴隶的大量使用，出现了阶级的划分和对立。这样，氏族、部落的一套原始共产主义的制度已完全不能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基础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他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32]

在氏族、部落分化解体，阶级产生和国家出现的历史过程中，维系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也逐渐废弛，而向地缘关系转化。这个转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就是各不同氏族、部落的人员，不断杂居起来，而且“一代比一代厉害了”^[33]。刚产生出来的国家，为了保护统治者的利益，“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34]。所以，恩格斯在分析古希腊提秀斯所起草的宪法时就指出：“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35]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原始社会末期，在阶级产生和国家出现的历史条件下，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关键，是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只能是氏族、部落等人们共同体，而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才是民族。这不仅是民族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根本区别所在，一般说来，也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可以说，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是研究最早民族形成的钥匙。掌握了这把钥匙，几乎可以打开所有古代民族形成的大门，笔者研究和探讨汉民族的形成也就以此为基点。

关于民族发展的理论问题，首先当然是靠民族“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36]来发展，这是不会有人怀疑和反对的。容易产生分歧的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的不同形式的交往中，往往相互接近、影响和渗透，以至消失了民族间的界限，使有的民族从小到大发展了，而有的民族则消失了。民族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现象，学术界有的叫做“民族融合”，有的叫做“民族同化”，在具体内容上又存在种种分歧。

对此问题，遵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理论，笔者的理解和看法如下。

第一，民族融合的结果是民族的消亡，这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才可能实现，故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对此，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明确指出：“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消灭阶级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37]斯大林更进一步指出：“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消亡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38]如果把阶级社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说成是“民族融合”，那就正如翦伯赞所指出的“就会掩盖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的本质，也会模糊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的本质差异，同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39]其结果实际上是与使用“民族融合”一词的本意正好相反。所以，本书在论述汉民族的发展时，一律不用“民族融合”一词。

第二，民族同化是历史上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史上，汉民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有之，少数民族同化部分汉民族的现象也有之。对此我们不应该回避。什么是民族同化？列宁曾经说过：关于“同化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40]。很明确，凡丧失本民族特性变成另一民族，列宁就称之为“同化”。与此同时，列宁还肯定民族同化的进步作用，他说：“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偏见的泥坑，谁就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同化民族的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历史进步作用。”^[41]周恩来也说过：“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这种同化本身就有推动的意义。”^[42]列宁和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否可以对怕提“民族同化”的同志起一点壮胆作用呢？因此，在论述汉民族的发展时，凡属其他民族丧失本民族的特性变成汉民族的情况，我一律称之为“民族同化”。

第三，关于民族“溶合”的问题。在研究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不是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变成为另一个民族，而形成一个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的新民族。显然对这种情况称之为“民族同化”是不符合事实的，而称之为“民族融合”又不科学。怎么办？我们认为，对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民族溶合”。因为，在汉语中，“溶”与“融”是有区别的。“溶”指的是溶汇、汇合；两水相汇，仍然是水，只有量变，没有发生质变。在化学中，物质化在液体里的溶化现象虽然改变了物质的形式，但性质也并没有发生质变。在民族发展中，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的新民族，虽然不同于甲民族，又不同于乙民族，但本质上仍然是民族共同体。“融”则是化，化分化合，两种元素碰在一起，引起质变，成了一个新事物。民族融合是民族的消亡，民族共同体发生质变，成了新的“全人类共同体”^[43]。而且“融合”这个名词，英、法、德文一般皆作amaigamation，系从拉丁文amalgama变来，原意是一种金属和水的混合物。而amalgama一字的来源又有两说：一说谓系从阿拉伯文变来，原意是“婚姻的结合”；一说系从希腊文变为阿拉伯文，原意是“搓揉”。俄文也有aτ一字，系外来语。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用similis，意即“混合”“溶合”^[44]由此可见，使用“民族溶合”一词，可以比较准确地表达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上的不同含义^[45]。

上述理论关怀和感悟后来基本上体现在《汉民族发展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