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随着“江西填湖广”过程的基本结束和两湖经济的全面发展，华中汉族步入了基本同步发展的时期，人口大增，分布也扩展到湘鄂西山区，使汉族在华中全面分布的格局最终形成。
（一）“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潮
南宋与元之间的长期战争，使华中人口损失严重，尤以两湖为甚。湖北的襄阳是南宋重兵防守的重镇，宋元双方在这一带进行了长期的攻守战，致使这一地区人口损失特别惨重。此后元兵南下，围武昌城数月而解去。湘中的长沙，也被元兵围城达三个月之久，城破之后，守将李芾等人自杀，“谭民闻之，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91]。乱后的襄阳路，直到至顺年间（1330～332年）也只有钱粮户5090户[92]；“湖湘之间，千里为墟，驿驰十余日，荆棘没人，漫不见行迹”[93]。
到元末明初，由于战乱，两湖地区人口损失更大。元末群雄并起，黄州一带有徐寿辉与陈友谅组织起义，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长江沿线摆开战场，与朱元璋决战，邻近地区也深受其害；襄阳一带，南琐、北琐红军以此为根据地起义，致使襄阳地区更成人稀之地；湘中湘北地区，也难逃战火之灾，《醴陵县志·氏族志》称：“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
江西除赣北一小片地区受到影响较大外，绝大部分地区保持相对稳定，人口损失不大。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户口统计显示，湖广布政司有775851户，4702660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2.98人；而江西布政司有1553923户，8982481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8.37人。[94]当战乱平息后，向人烟稀少的两湖地区的移民便势不可挡，而邻近的江西人必将成为这股移民浪潮的主力军。“江西填湖广”的高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
江西是长江流域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历次北方汉族重要迁入地之一，加上长期社会相对稳定，受战乱影响较小，因此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到宋代已步入全国先进行列，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也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从而开始了向邻近省区大量输出人口的历史。由于两湖地邻江西，自然条件优越而且气候条件与江西相近，所以成为江西移民的首选目的地。而由于自唐末五代以来，江西人一直占据着湖广移民的主体地位，所以民间以“江西填湖广”来指称这场移民运动。[95]
为了恢复和发展两湖地区经济，明朝政府十分重视向两湖地区的移民，并组织了多次的迁移运动。今湖北人称上厕所为“解手”，据称即源于先民被强迫迁徙途中要方便必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绳索的特殊经历。文献也对明初有组织的移民有所反映。如洪武三十年（1397年），湖广常德府武陵县民以当地自战乱之后，“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邻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于是明太祖“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96]。
不过，相对于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江西民间自发地向两湖地区的移民规模更大。这类移民最重要的起因，一方面由于原住区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也由于迁入区能提供更多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机会所产生的诱惑力和拉力。于是明初就出现了“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97]壮观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邱浚《江右民迁荆楚议》也指出了这一点：“以今言之，荆楚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98]
当然，元末明初向两湖的移民并非全部来自江西，江、浙、皖、闽、粤各省也占一定分量，如襄樊一带的鄂北地区，还有不少来自山西、河南等地的移民迁入。
（二）“湖广熟，天下足”
大量移民的迁徙，给华中尤其是给两湖地区注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加速了两湖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首先，江西与两湖地区自然条件十分接近，这就使江西移民对迁入地的适应过程十分短暂，他们原来掌握的生产技术，所熟悉的耕作方式均无须改变，一旦在迁入地安顿下来，即可有效地投入正常的生产活动。其二，元明之际向两湖的移民主要是自发移民，他们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远走他乡的，因此他们都具有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回迁率也很低。正是由于以江西籍移民为主的广大移民及其后裔的艰苦创业，才使湖广地区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导致在明中期以后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张国雄指出“没有移民就没有两湖的经济大开发”[99]是十分正确的。
随着平原和低平丘陵地区完全得到开发和人口迁入的饱和，这时华中移民还形成了另一个特点，即向山区等僻远地方移民。
赣东北的移民主要来自福建（操闽南和闽北方言），部分来自浙江和安徽，江西当地亦有迁居山区者。他们大多是清初乾隆中期迁入的。外省移民人数，至乾隆中期，贵溪南部山区约有3000人，如加上散处中部河谷地区的，约有5000人；铅山约有3万，占全县人口的23%左右；上饶约有13万，占全县人口的48%左右；玉山约有8.4万，比例与上饶相当。[100]
赣南和湘赣边界以及赣东北山区，在地理分布上连成一片。对该山区的移民在明中叶后已陆续展开，但高潮仍在清代前期。
这一大片山区的移民，其来源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闽西粤北的客家人，一是操赣方言的来自腹地的江西人，湖北人也有部分迁入赣西北山区。
赣南和湘东南山区主要是客家人迁入区。这是今天赣南几乎成为纯客家住地的根本原因。湘东南的桂东、酃县、茶陵、攸县等地的客家人，也主要是这时期从粤北、赣南迁入的。
赣中、赣西北和湘东北部山区，也有不少的客家人迁入。今赣西北的铜鼓县大部分地区通行客家话，即是明证。不过，相对于客家人，操赣方言的本地江西人迁入的更多，或者因为客家人迁入该区的已经较少，现代湘东北区以东是赣方言占主导地位的地区。
明末清初向山区的移民，根本改变了山区地广人稀的面貌。如赣南地区，洪武年间人口不过40多万，但到乾隆中期，其人口总数已达260万左右，至嘉庆年间（1796～1820年），更增加到397万。昔日荒凉的赣南山区，已成为一个新的人口稠密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100人左右[101]。但由于山区耕地面积小，山地面积大，过高的人口密度必然以破坏森林为代价，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不利于当地人民的发展。
这时汉族移民还有一个特点，即向少数民族土著族群聚居区迁徙和发展。湘鄂西山区大致相当于今湘西和鄂西这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土家族和苗族先民的聚居区，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均在这里设立土司，实行间接统治，并规定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因此，到清代改土归流以前，除极少数被掠入或逃入的汉人外，几乎没有汉人在这里定居。改土归流主要集中在雍正年间，改流后鄂西设立了施南府，湘西设立了永顺府等府州厅。
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也被废除，从此，汉族人大规模迁入该地区。
移民的来源，主要是本省和江西、贵州，四川也有部分灾民流入。如《来凤县志·人口》[102]载：“改土归流后，废除‘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江西、湖南等地汉人大量向来凤迁徙。”建始县“由是荆州、湖南、江西等处流民竞集”[103]；湘西龙山县，“客民多长（沙）、衡（州）、常（德）、辰（州）各府及江西、贵州各省者”[104]。
曹树基先生对清代湘鄂西山区的汉族移民人口作了如下估测：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施南府人口约有92万，按客户占全区总人口的50%计，移民人口约有46万。如加上宜昌府接纳的移民，合计应有移民及其后裔50万人。
同期，永顺府人数为64万余，其中约33%为清代移民，则有移民人口21万。
永绥、乾州、凤凰、晃州等四厅的汉人比例大约为30%。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四厅有人口共19万余，移民人口则有近6万[105]。
由此可见清代改土归流后有不少汉族移民迁入了湘鄂西山区。他们的迁入改变了山区人烟稀少的面貌，加速了山区的开发，使“昔日禽兽窝巢，今皆膏腴之所”。[106]
至此，华中汉族的分布格局最终基本完成。江西全省除局部的极少片地区为汉族与土著畲族杂居之外，其余为纯汉族居住区（不计元明以后迁入的回、满等族）；湖北全省仅鄂西州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土著族群杂居区，余为纯汉族分布区；湖南省，湘西、湘西南、湘南部分地区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土著族群杂居区，余为纯汉族区。这种格局延及现代而未变。
【注释】
[1]《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68页。下引人口数均见此书。
[2]《中国百科年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3]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412页。
[4]《宋史·董槐传》。
[5]蒋宝德、李鑫生主编：《中国地域文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643、644页。
[6]《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二二三。
[7]余悦、吴丽跃主编：《江西民俗文化叙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13页。
[8]《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9]袁家荣：《湖南旧石器的埋藏地层》，载《湖南史前考古论文选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油印本。
[10]王善才：《郧县猿人化石发现经过简记》，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6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作新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11]湘江：《湖北郧西发现猿人牙齿化石》，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12]贾兰坡：《长阳人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动物群》，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7年第3期。
[1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990年第8期。
[14]参见何介钧：《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载《湖南史前考古论文选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1995年油印本。
[15]杨权喜、陈振裕：《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76页。
[16]参见何介钧：《湖南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载《湖南史前考古论文选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油印本。
[17]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76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1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激发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82年第4期。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纪南城文物考古发掘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载《考古》，1977年第3期。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
[19]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京山朱家嘴新石器遗址第一次发掘》，载《考古》，1964年第5期。长江流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直属队：《1958～1961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10期。湖北博物馆等：《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河南省博物馆、长江流域规划公室文物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载《文物》，1972年第10期。石河考古队：《湖北省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载《文物》，1990年第8期。
[20]方殷：《随州西花园与庙台子遗址简述》，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吕王城点调查简报》，载《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当阳季家湖新石器时代遗址》，载《文物资丛刊》第10辑。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的试掘》，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南省博物馆：《湖乡岱予坪新石器时代遗址》，载《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
[21]何介均：《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石家河文化浅析》，均载《湖南前考古论文选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油印本。
[22]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载《文物》，1976年第12期；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载《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23]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62年第7期。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2年第4期。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江县博物馆：《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6年第6期。
[2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228～229页。
[25]《史记·楚世家》。
[2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63～66页。
[28]《左传》昭公十二年。
[29]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5页。
[30]以上主要参考了张正明：《楚史》第二章和第三章，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31]《汉书·地理志下》。
[32]《史记·楚世家》。
[33]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5～16页。
[34]《史记·货殖列传》。
[35]《吕氏春秋·行论篇》。
[36]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0页。
[37]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1～124页，271～283页。
[38]《史记·楚世家》。
[39]《左传》僖公二十八年。(www.xing528.com)
[40]《淮南子·泰族训》。
[41]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8～110页。
[42]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68页。
[43]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4页。
[44]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墓葬》，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45]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2～53页。
[46]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5页。
[47]刘美崧：《试论江西古代越族的几个问题》，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48]《左传》文公十六年。
[49]《史记·楚世家》。
[50]吴永章主编：《中南民族关系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44页。
[51]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4页。
[52]《左传》桓公十三年。
[53]吴永章主编：《中南民族关系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78页。
[54]《汉书·地理志下》长沙国罗县条注引。
[55]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3～24页。
[56]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4页；《江西考古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57]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68～69页。
[58]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62、270页。
[59]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319页。
[60]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1934年第15期。转引自胡阿祥：《〈晋永嘉丧乱后民族迁徙〉申论》，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61]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74页。
[62]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412页。
[63]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图4-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64]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页。
[65]《宋书·刘道产传》。
[66]《宋书·文帝纪》。
[67]《宋书·沈庆之传》。
[68]《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三·黄州府》。
[69]吴永章主编：《中南民族关系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88～89页。
[70]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91～300页。
[7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乙亥。
[7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壬寅。
[73]《宋会要辑稿》兵一六之五。
[74]《宋史·董槐传》。
[75]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42页。
[76]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10，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77]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0，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78]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75页。
[79]《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五年正月。
[80]《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僖宗文德元年四月；《新唐书》卷一九〇《成油传》。
[81]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314页。
[82]刘挚《忠肃集》卷一六《长句送踱之官蕲水》。
[83]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15页。
[84]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一《阳台虎精》。
[8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寅。
[86]《宋史·食货志上二》。
[87]《方言与中国文化》，6页。
[89]《湖南人由来新考》，载《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90]以上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26～227页。
[91]《宋史·李芾传》。
[92]《元史·地理志二》。
[93]余阙：《青阳先生文集·青阳县尹功铭并序》。
[94]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袭69、甲表72。
[95]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64页。
[96]《明太祖实录》卷二五〇，洪武三十年三月。
[97]民国2年江陵《胡氏宗谱》，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16页。
[98]《明经世文编》卷七二。
[99]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183页。
[100]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39～248页。
[101]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220～221页。
[102]《来凤县志·人口》，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103]同治《建始县志》卷四《户口》。
[104]民国《永顺县志》卷六《风俗》。
[105]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1146页。
[106]《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五部分《其它·甄氏族谱》，1984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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