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宝库：海面下的迷人之旅

乌鲁布伦的铜锭和其他人工制品

1982年，在土耳其的西南海岸边，一个采集海绵的17岁男孩从酒色的海（wine-dark sea）^[1]中冒出头来，告诉船长说他看到了一块“带耳的金属块”。他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画出来后，船长马上看出，那就是得克萨斯A＆M大学海洋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者请他在潜水采海绵时留意寻找的牛皮铜锭。于是，他报告了研究所。第二年夏天，考古学者确认，这块牛皮铜锭来自青铜时代晚期的一艘沉船。它就是现在所知的“乌鲁布伦沉船”。

毫不夸张地说，这艘公元前1300年左右沉没的古船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自泰坦尼克号向前追溯，每一艘沉船都是时代的缩影，但像乌鲁布伦沉船这样年代久远、满载货物的船实属罕见。乌鲁布伦沉船的船货有铜、锡、象牙和毛坯玻璃等原材料，也有像塞浦路斯和迦南出产的陶器这样的制成品，这可使我们对3000多年前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略见一斑。这艘沉船作为当时相互联通的世界具体而微的体现，重要性不容小觑。［1］更为罕见的是，在43米至52米深的水下发现它之后，10年间考古人员下潜了两万多次，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事故。

乌鲁布伦沉船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是水下考古学之父乔治·巴斯（George Bass）和杰马尔·普拉克（Cemal Pulak）。普拉克原来是巴斯的学生，现在是巴斯在得克萨斯A＆M大学海洋考古研究所的同事。故事的开头要追溯到1959年巴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的时候。他当时正在考虑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有一天，宾大博物馆地中海馆的馆长罗德尼·扬（Rodney Young）把他叫进了办公室。有人在土耳其海岸附近发现了一艘沉船，需要去发掘。扬觉得巴斯是合适的人选。［2］

事实证明扬慧眼识人。巴斯前去对那艘现在被称为“盖利多尼亚角沉船”的船只进行了世上首次水下发掘，因而被誉为水下考古学之父。盖利多尼亚角沉船离乌鲁布伦沉船处不远。当然，巴斯当时并不知道。盖利多尼亚角那艘船沉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与乌鲁布伦沉船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

巴斯在盖利多尼亚角沉船里发现了一些人工制品，它们表明这艘船不大，也许专门在地中海沿岸巡回，也就是说，它在地中海的港口之间从事贸易。船主似乎不是富商或国王，更像是普通生意人。巴斯找到的物品中有实心铜锭。我们把这种铜锭称为牛皮锭，因为它状似挂在墙上或铺在地上作为地毯的牛皮。这些铜锭每个重约27千克，和1982年在乌鲁布伦潜水找海绵的男孩发现的“带耳的金属块”一样。

青铜是合金，通常用90%的铜和10%的锡炼成（也可以用砷，即砒霜，来代替锡，虽然我不建议这样做）。因此，盖利多尼亚角沉船上也应该有锡。果然，考古人员发现了锡，但不幸的是，由于海水的腐蚀，大部分锡现在看上去不像锡，更像牙膏，有些学者甚至对于它们到底是不是锡提出了怀疑。

巴斯根据打捞上来的人工制品推测，这艘船来自迦南，可能正在驶往爱琴海的途中。此论与流行的学术观点大相径庭，因为当时普遍认为，只有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才有航海能力，毕竟修昔底德提到过“米诺斯人的制海权”。1967年巴斯出版了关于盖利多尼亚角沉船的著作［3］后，招致了一些学术界人士的讥讽和蔑视。然而事实证明，巴斯不仅全说对了，而且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更早地认识到，除米诺斯人以外，别的人也能扬帆出海。

巴斯决心要找到另一艘沉船来证实他关于盖利多尼亚角沉船的结论。与此同时，他于1972年在宾大成立了美国海洋考古研究所，1976年又带着这个研究所到了得克萨斯A＆M大学，直至今日。不过，为了反映研究所工作的国际性，“美国”两个字早就从研究所的名字中去除了。［4］

1980年，研究所购买了一艘船，开始进行水下勘察，寻找其他沉船。水下勘察费时长久，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水下勘察的方法与陆上勘察并无二致，也是沿着横切面一面前行，一面记录下看到的东西。后来他们想到一个好主意，不再自己去勘察，而是走访采集海绵的土耳其人居住的村子，告诉那里的人他们想找什么样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让那些靠出售海绵为生、每天都潜至海底寻找海绵的人提供帮助。

果然，在那之后不久的1982年，那个采集海绵的男孩就发现了“带耳的金属块”。那时，巴斯正在前往另一处沉船地点的途中，他对那艘沉船的发掘成果证实了他关于盖利多尼亚角沉船的结论。他当时不知道，乌鲁布伦沉船比他之前的发现丰富得多，也重要得多。1986年，乌鲁布伦沉船的发掘工作远未结束，巴斯就被授予美国考古研究所颁发的杰出考古成就金奖，这是考古界的最高荣誉［5］，巴斯工作成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乌鲁布伦沉船考古潜水员

1984年夏，乌鲁布伦沉船的发掘工作在巴斯的领导下真正铺开。次年，即1985年，他把领导权交给了杰马尔·普拉克。从那时起到1994年，每年夏天都有一支由专业考古人员和热切的研究生组成的考古队前来发掘。他们每天都潜入沉船，但每次只能在海底逗留约20分钟。对潜水者来说，水压是一大安全隐患，从那么深的海底一点点浮上来逐渐减压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消磨时间，想出了读小说的办法：一旦离水面足够近，光线可以让人看清书上的字，他们就开始阅读拴在绳子上的小说。那10年间，发掘乌鲁布伦沉船一共耗时6600多个小时，共潜水2.2万多人次。［6］

沉船顶部在海面下约43米深，但船上原来装载的货物散落在深达52米的海底。此外，考古人员发现这艘约15米长的船的船头部分折断了，坠落到一道深深的海沟里，后来再也没有找到。巴斯说，人潜到那么深的水底，还没开始工作就感到头昏脑涨，好像喝了两杯马提尼酒，所以，每次入水前都要仔细做好工作计划。他们潜水时总是两人一队，以便互相照应，还有一位原海豹突击队^[2]的队员负责保障安全。因此，他们10年间从未出过重大潜水事故。

在系列科教电视片《新星》（Nova）的一集中，巴斯描述了潜水考古队员的工作。他说，一到海底就要脱去脚上套的蹼，以防在海底走动或游动时不小心搅到埋在沙下的文物，接下来要用从海面垂下来的真空管吸走浮沙，然后才能开始细致的挖掘工作。潜水员需要不断用手捧起沙子，小心地放到一边，因为如果用手来回扫会搅起沉沙，遮挡视线。他们需要把沉船和在船内发现的每一件东西的位置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最后的现场图要精确到毫米，和陆上考古的现场图一样。在陆上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困难，想象一下喝了两杯马提尼酒后在四五十米深的水下这样做该有多难！

考古队发现的物品数不胜数，在我写作本书时，他们仍在撰写最终报告，最后出版时会有好几卷。与此同时，巴斯和普拉克在每一个挖掘季结束后都会发表一份初步报告。他们还在许多学术会议上宣读过论文［7］，那些论文后来也都付印出版了。

考古队为了潜水发掘，在海角的悬崖上造了些木房子，每年夏天都在那里住上几个月。3000多年前乌鲁布伦沉船可能就是因为撞上了这座悬崖而沉没的。考古队的潜水船“海风号”（Virazon）一直停泊在沉船上方，里面也有地方住人。考古队员的住所分成男女宿舍，一个木屋是厨房和用餐处，另一个木屋用来保护和储存打捞出水的文物，还有一个小木屋，它的一部分悬在海面上方，被用作厕所。这个驻地名副其实地位于荒郊野外，最近的城镇也需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船才能到。

4个证据帮助确定了乌鲁布伦沉船的时间。第一，船上有一个刻有奈费尔提蒂王后名字的金质圣甲虫。奈费尔提蒂王后和阿肯那顿法老在公元前1350年左右共同统治着埃及，所以沉船不可能早于那个时间。第二，考古人员取下船体的一部分木头，用树龄测年法进行了检测。这种方法根据树的年轮来确定树木被砍伐的年代。测验结果显示，用来造船的木头是公元前1320年左右从树上砍下来的。第三，船上装载的迈锡尼和米诺斯陶器的式样属于希腊铜器时代晚期ⅢA2，考古人员通过将其与别的希腊遗址出土的类似陶器相对比，断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4世纪末。第四，考古人员使用碳-14测年法测定了船上一些树枝的年代。这一切都表明沉船发生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比图坦卡蒙在埃及下葬的时间晚30年左右，可能比特洛伊战争早几十年。［8］

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船上都载有哪些货物。首先，在其他船货下面，船底从头至尾排放着大约14个大石锚。在航行的大部分时间内，这些石锚被用作压舱石，但如有需要，也可以当锚用。这样，如果锚被岩石或礁石卡住了，水手只需砍断锚缆，再从船底搬一个锚上来即可。这样的石锚在陆上的几个遗址也发现过，比如塞浦路斯的基提翁（Kition）或恩科米（Enkomi），还有叙利亚海岸边的乌加里特（Ugarit），但过去从未在青铜时代的沉船上发现过。

沉船装载的货物主要是牛皮铜锭，是塞浦路斯出产的，生铜纯度高达99%。船舱里一排排堆放的牛皮铜锭共有350多块。塞浦路斯的一位国王在公元前1350年前后写给埃及国王的一封信中，因为“仅仅”送去了200个铜锭（当时的计量单位叫塔兰特）而表示歉意。这艘船表明，那时可以一次运送350块铜锭。也许这些铜锭是在国际贸易中当作货币来用的。

总算起来，这艘沉船载有10吨以上的铜锭。有些铜锭腐蚀得极其严重，考古人员只得专门发明一种胶水，将其注入被腐蚀的铜锭后放上一年，让铜锭慢慢硬化，等下一个挖掘季再动。［9］铜锭变硬后，他们小心地使铜锭浮上水面。最后，所有铜锭都被运到博德鲁姆（Bodrum）博物馆，在那里接受保养擦拭，把多少世纪以来的锈蚀清除干净。

巴斯宣称在盖利多尼亚角沉船上发现了锡的时候，许多学者质疑那是否真的是锡，因为它们看上去好似牙膏。在这一点上，乌鲁布伦沉船也为巴斯的意见提供了佐证。它载有1吨多锡，锡锭仍看得出原状，有的是牛皮锭的碎块，有的是叫作面包锭的较小的锡锭，还有锡制的盘子和其他容器。这批锡的原产地可能是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经过千山万水运到了这里，但旅程本来还没有完，它们应该是要运往爱琴海地区的，可惜船沉了，没有到达目的地。

10吨铜和1吨锡能冶炼出11吨青铜。巴斯估算过，这么多青铜打造的剑、盾、头盔、护胫和其他必要的军事用品足以装备300人的军队。由于这艘船的沉没，不仅有人失去了一大笔财物，还可能有人打了败仗。(www.xing528.com)

船货中还有其他原材料，包括大约1吨用于制造香料和香水的松节树脂。松节树脂产自阿月浑子树［10］，过去从未在同一个地方发现过如此大量的松节树脂。

树脂盛放在所谓的迦南储物罐里，船上有大约140个这样的罐子。迦南储物罐物如其名，是迦南（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等地）出产的罐子，用来运输和储存各种物品。乌鲁布伦沉船上的罐子里装的不仅有树脂，还有玻璃珠，一罐好几千个，也有无花果和椰枣等食品。

有个罐子里有一个带象牙合页的折叠木牌，可能是船沉之后漂进罐中的。折叠的两块木牌向内的一面稍微下陷，本来应该涂有用松节树脂染成黄色的蜡，蜡上应该刻有文字，因为这两块木牌就是所谓的双连书写板（diptych）。荷马在《伊利亚特》第6卷中提到的载有“灾难信号”的木板指的就是这种书写板。

可惜，乌鲁布伦沉船的书写板上的蜡早已化掉。后来在发掘过程中又找到了一块书写板，但上面的蜡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板上原来都写了些什么。是航行的路线？船货的记录？国王间的通信？这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考古人员在船上找到的原材料中还有大约175个毛坯玻璃的面包锭，大部分是较深的钴蓝色，但也有浅蓝色的，还有一些是琥珀色的。研究者对这些毛坯玻璃锭进行化学分析后，确定它们与在埃及和希腊发现的同期玻璃制品成分一样。这表示那时各地的毛坯玻璃都来自同一个地方［11］，可能是叙利亚北部或埃及。

船上的一批牙质原料里既有象牙，也有河马的犬牙和门牙。考古人员发现了沉船中的这些牙质原料后，其他学者对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青铜时代晚期象牙制品重新做了研究。他们原来以为那些物品大多是象牙制的，研究后惊讶地发现，其实大部分制品的原料是河马牙。他们还在沉船上发现了一个很小的颌骨（下颌骨），似乎属于一只叙利亚家鼠，可能它是在该船于港口城市乌加里特停靠时溜上船的。［12］船上还装载着来自努比亚的黑檀。努比亚位于东北非，在埃及以南。

船货中也有许多制成品，有些货物的装载方式出人意料。［13］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大储物罐，和青铜时代埃及高等贵族坟墓壁画里堆在船甲板上的罐子非常相似。过去人们一直以为这些大罐子是用来储存淡水供船员饮用的。但当考古人员抬起一个罐子放到网里，准备让它浮上水面的时候，罐子向前栽倒了，倾倒出一堆从未用过的崭新陶器，有盘子、碟子、碗、大大小小的水壶，还有油灯，都是塞浦路斯和迦南出产的。看起来这些大罐子不是存淡水用的，而是我们所谓的陶器桶，是在运输过程中用来盛放并保护新陶器的。

船上有一个样子非常奇怪的石头制品，后来确定它是来自巴尔干地区的一柄权杖。此外还有好几把剑，一把似乎是迦南产的，另一把是爱琴海地区的式样，还有一把好像是意大利的。这些剑也许是船员或船长的私人物品，但无从确知。船上的箭镞和矛尖以及各种青铜工具可能是私人物品，也可能是船货的一部分。

考古人员发现的鱼钩和铅坠，无疑是船员在航行期间捕鱼用的。乌鲁布伦沉船上的食物都是东地中海的产物，除了鱼之外还有橄榄、杏仁、无花果和石榴。今天这个地区的船员吃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

船上还有几尊精致高级的酒杯，用（介乎陶器和玻璃之间的）彩陶做成羊头等动物的形状。这类东西通常是皇家用品，也许这可以作为佐证，说明这艘船运载着一位国王赠给另一位国王的礼物。我们从文字记载中了解到，那个时期的统治者的确有互赠贵重礼物的习俗，所以，说这些酒杯是皇家礼品应该不算离谱。它们可能是埃及或迦南的统治者送给迈锡尼国王的——也许接受馈赠的就是阿伽门农的祖先。但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确定的答案。

可以视为皇家用品的物品中有一个金杯。它虽然漂亮，却并不能增加我们对这艘船的了解，如它是在哪里造的、什么时候造的等等，因为它没有什么特色。这个金杯从海底取上来之前拍的一张照片成了经典，现在的大多数考古学课本中可以见到。照片里有这个金杯，还有一个迦南罐、一个锡酒瓶和一个不起眼的迈锡尼双耳酒杯。我每次问学生照片中最重要的物品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总是说金杯最重要。但他们错了。我借用电影《夺宝奇兵3》里面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做的选择……是糟糕的”。虽然迦南罐因为内装的东西而重要，酒瓶因为是锡制的，比较罕见，所以重要，但是照片中最重要的却是那个不起眼的迈锡尼陶制容器，因为它那特色鲜明的形状帮我们确定了沉船的时间。

巴斯、普拉克和他们带领的考古队员还找到了许多首饰，有银手镯，还有金吊坠。一个吊坠上凸起的金粒组成了一只猎鹰似的鸟，爪子里还抓着一条蛇，制作工艺巧夺天工。另一个吊坠上的图像是一个女人，两手各抓着一只小羚羊。还有一个吊坠的式样和埃及墓中壁画上显示的迦南人戴的吊坠一样。他们还在船上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圆柱形印章，其中一个用矿物水晶制成，两头加金盖，可以用丝线拴着系在手腕上或挂在脖子上。还有一小块埃及产的黑石头印章，上面刻着“卜塔^[3]，真理之神”的字样。

在镌刻着埃及象形文字的圣甲虫和其他小物件中，刻着奈费尔提蒂名字的纯金圣甲虫最重要，体积也最小。奈费尔提蒂只在她统治的头5年使用过这个圣甲虫上镌刻的名字“Nefer-neferu-aten”，当时她那离经叛道的丈夫阿肯那顿法老正大张旗鼓地贬斥各种神祇，独尊由太阳光轮代表的阿顿（Aton）。这个圣甲虫非常罕见，而且前面说过，它帮助我们确定了这艘船的时间，因为沉船的时间不可能早于这个圣甲虫制作的时间，即公元前1350年左右。［14］

人们在沉船中没有发现任何尸体，连一块遗骨都没有。也许船上的人都游上了岸，也许水下的尸体在3200年的漫长时间内早已成了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口中食。

刚发现乌鲁布伦沉船时，发掘者猜想它当时很可能正以逆时针方向在东地中海和爱琴海的各个港口间航行，像一个世纪以后的盖利多尼亚角沉船一样，沿途从事贸易，只不过它装载的货物丰富得多。后来，有人提出了其他猜测，比如，这艘船上的货物可能是一位国王送给另一位国王的礼物（我们知道当时这种事情确有发生），它可能正在从埃及、迦南甚至塞浦路斯驶往希腊。

无论如何，大家都同意这艘船是驶往希腊的，因为虽然船上装载的货物来自至少7个不同的文化，但是来自希腊的东西只有一些米诺斯和迈锡尼的陶制容器，而且不是新的，是用过的，此外还有两枚私人印章，可能是某个来自爱琴海地区的人随身携带的。［15］船上的货物似乎都是专为希腊人准备的。

这艘船返航时，或者在它继续沿逆时针方向行驶的过程中，舱中可能会加载运往埃及、迦南和塞浦路斯的迈锡尼及米诺斯的特产，包括盛满葡萄酒、橄榄油和香水的陶制容器。当然，它再也没能返航，因为它在乌鲁布伦沉入了大海。在船上找到的一个可能是保护神的小雕像显然没有起到作用。那个小雕像用青铜制成，头部、肩部和双手双脚都覆以金箔。它被发现时已经完全锈蚀，但用考古人员的话来说，“清洁效果很好”。这是典型的祈祷式雕像，也就是说，它既是在表现物主对宗教的虔诚态度，又是在祈求神明的庇护。

如果这个小雕像真的是沉船的保护神的话，它可以说是严重失职了。不过，沉船的霉运却是我们的好运，因为它使我们得以研究这艘船和船上的所有货物，对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晚期该地区的生活风貌和国际交往状况略窥一二。

【注释】

[1]荷马史诗多次这样来形容海。——译者注

[2]海豹突击队，美国海军三栖特种部队。——译者注

[3]卜塔（Ptah），埃及主神之一，宇宙的创造者，后演变为工匠的守护神。——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