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业[1]产生和发展很早。黄河流域是粟、黍等耐旱农作物的发源地和重要产区，在距今7 000年～8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中就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粟，黍在距今7 000年前的考古遗存[3]中也有了发现，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则是重要的水稻种植区，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年的栽培稻遗存[5]，距今7 000年左右水稻在我国南方地区已经普遍种植[6]，此后又逐步向黄河流域扩展。
与同为农业、畜牧业起源中心的西南亚不同，中国的种植农业始终居于核心地位，畜牧业不是饲养山羊和绵羊等经济牲畜，而是饲养猪、狗、鸡等家畜，是作为副业而存在的。这样的结构也与农牧业比重较为接近的古代欧洲不同。[7]发达的农业深深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文明从起源起就深深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
农业的特点之一是对气候的依赖性，由此又衍生了农业的季节性、长周期性、风险性等特点。[8]为了掌握农业的规律，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物候等学问的形成也非常早。《尚书·尧典》中记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9]
《史记·历书》也说：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尧复遂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10]
也即，早在黄帝和唐尧之时，古代中国人已经开始观测天象、制定天文历法以指导农时了，并为统治者所重视。到了夏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历——《夏小正》[11]，将一年中相应的物候、天象、农事结合在一起，归纳在十二个月中，以利于生产。(www.xing528.com)
周代是上古最为重视农业的朝代。周人之先祖弃曾担任虞舜时之农官后稷，后以官名为其号。《史记·周本纪》记载：
周后稷，名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号曰后稷，别姓姬氏。[12]
周灭商之后，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方略，箕子将《洪范》九畴传于武王，其“次三曰农用八政”，列举了八个方面的政务，“一曰食”，[13]其余七项并非与农事相关，但以“农用”命名“八政”，可见农事在行政中的核心地位。此后周公在总结商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商王祖甲之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而反观周人，“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14]在周公看来，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是维系国家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
也正是在周朝的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思想得以完全确立，其中尤以法家最为提倡。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耕作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的修建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催生了重农思想。
商鞅在《商君书》[15]中阐述了其以农为国家富强之本的思想。他认为农业可以使国家积累财富，“民泽毕农，则国富”；[16]又认为农业为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17]因此，“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18]“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心归于农”。[19]商鞅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限制商业等妨碍农业的活动，使人民可以专心投身于农业生产。
战国后期成书的《管子》代表了当时的法家思想，在其中有先秦时期最丰富的以农为本的论述。由于农业有为人民提供衣食，使国家秩序稳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使国家富裕等作用，故而“粟者，王者之本事，人立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20]“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21]国家应当兴利除害，“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22]战国时期法家的政治家们在各国进行了变法改革，他们的重农思想也深深地印刻在了国家的政策之中，并一直影响着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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