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上的铭文除了被阅读，其刻画、书写的方式和形态呈现为一种视象，这些外在的元素是美术史研究关注的对象。
古文字学关心文字本身，主要针对其音形意；而在美术史研究中，铭文是作品的组成部分：文字的书写方式、书体，甚至出现的位置，都值得细读和分析。如果将器物视为整体，那么铭文并非仅是记录王命的文字，还是作品所呈现样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文字学家在释读中山三器的铭文时，已发现这三篇铭文的作者对儒家经典，尤其是《诗经》进行了大量引用或套用[14]，另外其字体属于三晋系统[15]。除了少数工匠使用的刻划符号外，中山国使用三晋系统的汉字（图5；表2）。
图5 侯马盟书 摘自《侯马盟书》
（1. 35：6 2. 35：8）
简要比较中山三器文字和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所见文字，除了在常用字上二者非常类似外，如表2所示，在专名、通假字的使用以及合文写作方式等特殊情况下，两种文字也呈现出诸多一致性，这提示我们中山国使用文字的直接来源。
另外，文字除了记录功能外，也直接反映一国的文化倾向。尽管中山国是非汉族建立的政权，但其官方书写使用三晋系统汉字，尊行儒家意识形态，都直接反映其文化来源和自我认知，这是不同于他国史书的另一重历史“真实”。(www.xing528.com)
《吕氏春秋·先识》有这样的记载：
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依，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16] 。
在传世文献中，除了有明确纪年信息可验证的史实外，还有许多这样的历史故事，它们游离于时间轴以外，或者将已知的史实以“预言”的形式套用到历史人物身上。这些内容缺乏可考证的时间信息，或与史实有明显的矛盾，其性质很可能是战国诸子演绎的寓言故事，但在这些寓言背后，也反映在其他国家的认知中，中山国作为“他者”的身份。
表2 侯马盟书和中山三器文字比较
传世文献中对中山国的描述无一例外的都属于外部观察，难免存有想象、附会的嫌疑；而作为出土文献的中山三器铭文却是两代中山国君的自我表述。因此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读，除了充实已有信息外，还可看到两个层面的中山国：一面是中山国在战国时代背景中被赋予的形象；一面则是中山国的自我认知。
追随传世、出土两重文献的线索，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山国从分散部族一步步融入中原系统的过程。而自桓公迁都灵寿起到
的统治时期，中山国的文化已经呈现为一种“汉化”完成的形态。尽管在别国文献中，中山仍难摆脱“异族”的色彩，但其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身份认同等方面，已无异于战国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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