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研究第24辑：军事题材的功能与选择

通过前文对陕北画像石中有关军事类图像的系统研究，我们进一步来讨论一下图像呈现与功能生成的关系。

图像呈现具有选择性。每一个时代都会形成独特的图像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虽然有每一个个体的参与，但它的最终面貌更主要是政治、军事、经济、观念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图像呈现的必然性，或者说是集体选择性。图像还有个别选择性，简称选择性，包括“前选择性”和“后选择性”。我们不能排除个别选择的因素在图像呈现中所起的作用，古代社会的图像遗存只占当时极少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留存至今，为我们所见，并且使我们通过这些仅有的感性认识“毫不迟疑”地认为那图像反映了或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图像呈现特征，而忽略了这些图像是时人（如贵族）的选择的结果。他们的努力（如通过墓葬的方式）使得这些图像得以保存，这就是图像呈现的“前选择性”。而我们对待古代图像遗存，会根据我们的喜好和习惯以及现代社会的标准对它进行评价，从而强调了某些图像，忽略或过滤了另一些图像，造成综合认识的偏差，这就是图像呈现的“后选择性”。

图像呈现处于一定的环境称为形相。图像功能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但不表示符合习俗、视觉或心理习惯的图像就能自动满足环境对形相中出现的图像功能上的要求，因此，这就存在着图像呈现如何实现图像功能的问题，即图像功能的生成问题。

通过前面两部分的分析，可知图像功能的生成可以分为两类：直接生成模式和间接生成模式。

图像功能的直接生成。我们已知与汉代军事题材相关的图像遗存有三种类型。一为狩猎图，二为历史故事，三为战争图（凡是图像局部或整体包括这三种类型题材的都应该归入军事题材画像之列）。在对狩猎功能的讨论中，我们已经通过分析知道这类图像具有辟邪功能，其中部分是可能直接为感官所把握的。如在楼阁两侧描绘了射猎形象[109]，在门楣画像石上[110]出行行列前刻绘狩猎图等。虽然与前者的直接反映“弔”的古礼相比，后者需要稍加推理，但是二者的图像功能都可以直接被识别，即它直接生成了图像在形相中所需要的功能。

图像功能的间接生成。我们知道，在其它地区，狩猎图组合通常表达休闲，或是某种记忆，或是对死者在阴间的幸福生活的想象；历史故事则可能被看成对 “举孝廉”等政治制度的一种条件反射。但这二者在陕北地区会统摄于一个最高“主旋律”——战争与和平，而这个过程也是图像的功能的生成过程，其中包含两个重要因素的作用。

赞助人。赞助人作用于图像呈现，其影响包括增加和转变图像或图像系统所具有的意义。这种影响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一种是集体性的，一个是个体性的。集体性的影响包括对那些传统符号做出符合当时当地的特别需要的解释；赞助人对图像上呈现的影响因地域特征、民族性格、经济状况、交通状况等而有程度上的区别。赞助人作为个体，同时也是形相的设计者和最终决策者，他会依据个体的独特经验对已有的体系做出符合个体需要的调整，这种调整影响形相逻辑功能的生成所采取的方式。

技术手段。包括替换、延伸、重组等手段。在第（一）节中，我们提到模糊空间，在那里就采用了图像功能生成方法中的替换手段，通过替代生长出新的语义及功能。有时图像不具有符号（或符箓）的功能，但形相又要求此功能，此时设计者便会采用接近并具有符号（或符箓）功能的图像作为桥梁，局部替换可实现同等功能的语法部分，被保留下来的部分成为导向标，把“读者”的思路引向预设的方向，达到功能的贯通，从而把特定的功能“赋予”了新的图像符号，即生成新的图像功能。“延伸”是以“额外增加”的方式来实现图像功能的一种手段。在画面上也存在模糊的局部，但新增部分与原有部分不构成语法关系，而是“多余的”部分，这部分与主体部分的联系只是局部层面的，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但因为主体具有形相所要求的功能，所以该部分也就“顺便”有了相同的功能。以这种手段来实现图像逻辑功能的图像（确切地说应该叫图像元素）通常占原画幅面积的比例较小，否则就会因喧宾夺主而失效。

最后是重组手段。白家山出土的两块画像石都采用了重组的手段，但重组的结果并不能使我们确认它具有“辟邪功能”，这向我们提示了一个问题，即图像元素的重合度问题，包括图像意义重合度和图像功能重合度。有些图像重组（如绥德四十铺出土的一块楣石[111]，在图像重组的过程中将射猎、神兽、芝草交错分布）后，新的功能一目了然。而B1之所以存在解读的问题，原因在于图像元素在意义方面的重合度不大。但就功能而言，B1的各个元素并无太大区别，所以它们的重组并没有或没有明显地转变图像的功能，对于这类图像我们可以迅速判断它的体裁属性（军事题材），但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生成了某种功能。

注释：

[1][1]赵成甫、赫玉建：《胡汉战争画像考》，《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第13-16页。

[2]王今栋：《汉画像中马的艺术》，《中原文物》1984年第2期，第26-31页。

[3]安忠义：《汉代马种的引进与改良》，《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第28-36页。

[4]崔乐泉：《从画像看汉代的射箭活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第75-81页。

[5]朱俊全、李国红：《从南阳出土的画像石看汉代军事体育活动》，《体育文化导刊》2008年第4期，第121-122页。

[6]米冠军、王仲伟、魏仁华：《南阳汉代武术画像石试析》，《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第67-72页。

[7]Albert E. Dien. “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Ars Orientalis, Vol.16(1986), pp.33-56.

[8]Chang Chunshu张春树， “Military Aspects of Han Wu-ti’s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Campaig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26 （1966）， pp. 148-173.

[9]康兰英：《陕北像汉画像石综述》，载《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51页。

[10]陈根远：《陕北东汉画像石初探》，载《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二十周年文集》1992年版，第388-396页。《再谈陕北东汉画像石的来源问题》，载《碑林集刊》第十一辑，2006年版，第271-275页。

[11]约为东汉和帝永元二年至顺帝永和五年。徐兴邦：《陕北汉代画像石》之《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0页。

[13]汉朝奉行“关中”本位主义，以关中地区为凭依来控制国家重心所倚的中原地区。关中地区各郡都有重兵把守，而且直属中央。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33页。

[14]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85页。胡有时指东胡，有时指匈奴，本身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概念。在此泛指为匈奴征服的蒙古高原上的林胡、楼烦、义渠、东胡等民族。

[15][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803页。呼韩邪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对此请求，汉元帝最终回复：“勿议罢边塞事。”

[16][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8页。“（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面单于击却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可咨证明。

[17]对付匈奴入侵的策略主要有三种，一为刘敬提出的和亲加送礼政策；一为贾谊提出的三表、五饵的策略，这一策略与“和亲加送礼”一脉相承；一为晁错提出的“以夷制夷，奖励屯边”的策略。

[18]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3-605页。

[19][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52页。

[20]陈序经：《匈奴史稿》，第114-115页。

[21]《孟子·告子下》。焦循撰：《孟子正义》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72页

[22]宋超：《汉匈战争与北边郡守尉》，《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5页。

[23]Chang Chunshu张春树. “Military Aspects of Han Wu-ti’s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Campaig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6 （1966）， pp.148-173.

[24][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2946页。

[25][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03-3804页。

[26][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79页。

[27][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页。

[28][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2885页。“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

[29]袁庭栋：《解秘中国古代军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汉代实行征兵制和募兵制，《汉书·昭帝纪》注引应劭曰：“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在北方特地组织的熟悉匈奴情况的“胡骑”，招募而成。

[30]宋杰：《汉代的“陷陈都尉”和“陷陈士”》，《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6-14页。

[31][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第111页。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

[32]宋杰：《汉代的“陷陈都尉”和“陷陈士”》，《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33]赵成甫、赫玉建：《胡汉战争画像考》，《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第13-16页。

[34]相关的研究参见：龙中：《略谈汉代角抵戏》，《南都学坛》1983年第1期，第99-100、78页。

[35]《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中所言，“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当被解为霍去病所使用的一种军事训练手段。

[36]蔡丰明：《游戏史》，第93页。“据高承《事物纪原》引《古今艺术图》中的说法，‘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齐桓公伐山戎，流传于中国，……主要是为了锻炼人的轻捷、矫健的能力，是一种习武性质的活动。”

[37]张霞、朱志先：《汉代武术发展的原因浅析》，《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0期，第16-18页。另外汉代最重要的除了弩之外，还有戟和剑，这也是武术非常重要的原因。详见姚海波、俞林：《秦汉三国时期武术研究》，《体育世界·学术》2007年第8期，第13-15页。

[38]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39]狩猎图，主要是指表现猎人骑马或跨立，追逐或引弓追逐，猎杀动物或类动物形象的图像。所以，统计时排除以人、动物为目标的格斗、刺杀等图，被排除者部分将其计入下文中的历史故事。

[40]一般而言，除了个别特例如该书中出现的两方立柱：图136和图137（射鸟图）之外，有关狩猎的图像都出现在横额上，所以文中统计就以横额为对象。刘朴对此的解释是，因为狩猎是野外活动，因此均刻在前室的门楣上。参考刘朴：《对汉代画像石中射箭技艺的考察》，《体育科学》2008年第4期，第72-83页。

[41]刘朴对全国画像石中的狩猎图的统计结果，陕北地区（含山西省1块）有39石上刻狩猎图，占全国第一，其它地区分别为山东省33块，江苏省3块，安徽省1块，河南省7块，四川省4块。刘朴：《对汉代画像石中射箭技艺的考察》。

[42][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243页。本始二年，乌孙国请求增援，汉宣帝筛选郡国三百石以上官吏从军的一个标准就是“伉健习骑射”。

[43]李斌：《从尹湾〈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薄〉看汉代兵种的构成》，《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5期，第30-39页。

[44]Albert E. Dien, “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Ars Orientalis, Vol.16(1986), pp. 33- 56.

[45]其实匈奴对汉朝手无寸铁的边民的掳掠行为也可视为猎捕。

[46]刘静：《战国两汉狩猎图探析》，中央美术学院2003届硕士学位论文，第34页。论文中提到了狩猎图与车马出行图的结合与战争图的关系，但缺乏深入的分析。

[47]崔乐泉：《从画像看汉代的射箭活动》，《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第75-81页。徐州近年征集的一件画像石，作者描述为表现以射为主的战争图——《秦王出征图》，但发表的图片资料与描述不符，存疑。参郝利荣：《徐州新发现的汉代石祠画像和墓室画像》，《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第62-68页。

[48]据刘朴调查，有关射的战争图，山东省有20块，河南省有1块，四川省有1块。刘朴：《对汉代画像石中射箭技艺的考察》。

[49]Homer H. Dubs, “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6 B.C.”. T'ong Pao. Second Series, Vol.36. Liver. 1 (1940), pp.64-80.

[50][汉]班固撰：《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第2400页。师古注：“槥，小棺也。从军死者以槥送致其丧，载槥之车相望于道，言其多也。槥音卫。”

[51]关于人口增减与战争的关系，《通典·食货志七》有很好的反映 [唐]杜佑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3-144页。(www.xing528.com)

[52]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豪民即“善于治产，富甲一方，兼并役使、骄横不法，社会活动能力极大的庶民地主。”

[53]田文红：《楚汉相争中的宣传战——汉高祖刘邦传播活动研究》，《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39-40、66页。

[54]山东的历史故事题材在全国而言是最多的，其中以武氏祠为最，而且都有榜题。王恩田：《泰安大汶口汉画像石历史故事考》，《文物》1992年第12期，第73-78页。

[55]当然，对于那些招募而来并具有关键的作用的“陷陈士”，军政首脑并不对他施加这种忠义的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实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刺激方法。宋杰：《汉代的“陷陈都尉”和“陷陈士”》，《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6-14页。

[56]赵成甫、赫玉建：《胡汉战争画像考》，《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第13-16页。

[57][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第2720页。

[58][汉]班固撰：《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十九，第2283-2290页。

[59]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载《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第221-251页。

[60]关于绥德四十铺的这块画像石（图三），康兰英老师将其解释为《窍符救赵》，李林等对其未作辨认，陈秀慧把它解释为《完璧归赵》，笔者同意后者。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李贵龙：《绥德文库·汉画像石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306页。陈秀慧：《陕北汉画墓完璧归赵画像考——从神木大保当M16门楣画像谈起》，《艺术学》第二十三期，第7-74页。

[61]Wang Anyi, Feng Yi,“One-Thousand-Year Art Rarity-Han Dynasty Stone Relief in Linyi City”. Openings. 2003.4, pp.36-39.

[62]《资治通鉴》卷第十五《汉纪七》。

[63][汉]班固撰：《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分卿表》上，第727页。

[64][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页：“汉兴，六郡良家子选区给羽、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颜师古注：“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地、北地、上郡、西河。”

[65]李德龙：《汉初军事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66]绥德出土之汉画像石与陕北的其它地区如米脂县出土的画像石相比较，体积较小，厚度较薄。

[67]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汉代图像数据库。

[68]李贵龙：《绥德文库·汉画像石卷》。

[69]李贵龙：《历史踪迹留贞石——绥德汉画像石题材鉴赏》，载《绥德文库》，第563页。另参见同书第78-81页。

[70]《左传·僖公六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4页。

[71]张维慎：《“面缚”考辨》，载《汉文化 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2003年汉民族学会学术讨论会文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410页。

[72][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2957页。

[73]对于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在画面上以形体大小不同的形式加以区别，虽然这一时期未有确切的文献证据，但是几乎所有的出土汉代画像都遵循这一规律，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绘画中这一规律在这一时期已初具雏形。

[74]关于此一点，可能会有反对的意见，认为即使敌方是主动投降，在受降仪式上，仍然有必要由我方士卒押解至近前对话，其目的在于防止突然袭击。但是艺术表现与现实生活是有区别的，艺术表现必然寻求在视觉传达最为理想的状态来再现，而不会去选择模棱两可的情境来传达一个关键的主旨。

[75][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2957页。

[76]同上，2944页。

[77][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06页。

[78][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2956页。

[79]《说文新附·竹部》，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笏”字注释条，湖北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0页。

[80]《晋书·舆服志》，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笏”字注释条。

[81]《广韶·没韵》，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笏”字注释条。

[82]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笏。器物。笏为朝官上朝时手执物，持笏表示地位高。”

[83]韩养民、张来斌：《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秦汉时代一般平民百姓一般以布包头，地位卑贱的人也头著白巾。陕北画像石中所见执笏者无一此类形象。

[8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第2612页中有“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集解汉书音义曰：不忍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的记载，可见封赏是要以印信为凭，反之（投诚或是夺职）亦然。

[85][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2956-2957页。

[86][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3786页。

[87][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2942页。

[88]康兰英老师与笔者在对陕北汉画像石整理的过程中，根据对T1与T2画像的形式风格以及出土地与当时的调查，认为它们同属于一个墓葬。

[89]形体大小在画面上通常作为一个判断人物地位的高低的一个标志，虽然不排除画面中的“我方”有意贬抑“敌方”的地位，夸大“我方”的可能性。

[90]当射猎的对象为雀鸟时，除了“训练射击技术”还可以被解读为“射爵”或“猎取食物”等完全不同的意义。分别参见刑义田：《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1分册，第1-66页；刘允东：《汉画像“捞鼎”、“射鸟”艺术组合的含义分析》，《艺苑》2008年第5期，第43-45页。

[91]李晶：《汉代巴蜀地区画像砖初步研究》，《河池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88-91页。

[92]见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朱青生老师将门神的功能分为四大类：符箓、神祗、装饰、记载。汉墓中的画像所具有的功能也可分为此四类。本文所谓的辟邪功能从属于符箓功能。

[93][日]土居淑子：《〈古代中国的画像石〉序》，《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第80页。

[94]根据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中国汉代图像数据库”统计分析得出。

[95]张文靖：《汉代墓室图像中三个历史题材的辟邪镇墓功能——兼论汉画处理历史题材的方式与态度》，北京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6页。

[96]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02、92、32页。

[97]与此图相关的原石被分为两段。《全集》中所示为左半段，藏于陕西馁德博物馆（本文图3），右小半段藏于陕西碑林博物馆。因此目前除了《陕北汉代画像石》第155页的图467外，一般书上仅刊发其左半段。

[98][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705页“弔”字条。

[99]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第72页。

[100]所谓游戏，应该具备三个的基本要素：1，活动的目的是娱乐或消遣。2，活动具有假定的对抗性角色。3，活动中存在规范角色的行为方式和作为胜负裁定标准的准则。但蔡丰明一书中所举游戏之例如放风筝（放风筝比赛另当别论）等仅符合第一要素，因此我称之为“广义意义上的游戏”。

[101]蔡丰明：《游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82页。

[102]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十五，《兵略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97-1098页。

[103][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第五上，第1207页。“于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神者也，各以岁时奉祠。”

[104]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第144页。

[105][汉]班固撰：《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第74页。

[106][晋]司马彪撰：《后汉书》志第十三，《舆服》下，第3669页。

[107]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74页，图191、225等。

[108]Lan-ying Tseng. “Picturing Heaven: Image and Knowledge in Han China”, the dissert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1, p8. “ It also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potential agents, such as illustrated manuals in wide circulation, that provides a junc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experts and artisans.”

[109]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34页图46。

[110]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88页，图80。

[111]李贵龙、王建勤：《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3页，图61中石。

（栏目编辑 朱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