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80年代扶贫攻坚工程缘起

周宜兴

西部大开发，是在改革开放20年后，由国家正式提出的。在1999 和2000年的全国“两会”上，西部大开发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热议的主题之一。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听到、看到了对西部大开发的不同的声音和表述。来自西部的委员自然是振奋、拥护、献计献策。而在来自于东部和中部的委员中，却有别样的想法与看法。一个典型提法是，建议国家把“西部大开发”改成“大西部开发”。别看这只是把“大”这个字的位置给挪了一下，其含义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些委员认为，国家应当把资金继续投向收益率最高的东部地区。西部的投资收益率太低，甚至或为零，过去的投资大都打了水漂，所以国家当前对西部只能是维持“开发”，而不该是“大开发”，所以要改成大西部开发。当时，面对种种对西部的偏见，我和西部的一些委员，不得不在会议期间进行不懈的说服与反驳。我曾以甘肃的铜、镍、铝和特色农业产品等资源，长期被国家或无偿、或平价调拨给东部为例，来说明西部对东部建设与发展的巨大支援。而东部却把深加工后的产品以高价销往西部。西部所承受的是一个萝卜两头切的不合理价格政策，这正是西部贫穷的主因之一，以此予以反驳。同时还以甘肃十多年的扶贫攻坚成果，来说明国家对西部的投入并没有打水漂的事实。西部大开发是在西部扶贫攻坚的基础上展开的，丝毫不应有怀疑与动摇。这样的据理力争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初，不少人是持怀疑态度的，不单在政协委员中，即便在国务院有关部委中，一些官员也是有疑虑的，实施起来多有阻力与掣肘。今天回顾起来，对当时在“西部大开发”问题上所存在的不同声音，是不能不提一笔的。

改革开放之初，80年代西部农村的贫穷与落后曾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83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198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都先后来甘肃定西考察。那时定西农村的贫困人口占总农户的75%以上，是全国最贫困的地方。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点，甘肃率先制定了“两西建设”方案，国务院有关部门在“两西”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西建设”并给予支援。80年代西部最初的开发是从对农户的扶贫，对农村、农业的改造与发展起步的，在发展了20年后才奠定了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基础。

1984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响应胡耀邦总书记的号召，第一次来甘肃到定西考察。对甘肃的“两西”建设和从中部向西部移民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并由全国政协和民盟中央开展了对会宁种红豆草、养长毛兔的扶贫项目的支援。此后费孝通与定西乃至甘肃人民建立了长达20年的情谊。这期间费孝通有一项重大的国是建言，即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设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这项国是建言，从提出到立项实施，历时一年之久。当时我有幸参加了从调查研究开始的全过程。这个涉及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省区沿黄河两岸的开发区，可以说是10年之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前奏。

80年代中后期，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沿海战略，并有一个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理论”作支撑。当时西部显然被边缘化了，要等到何时西部的开发才能提上国家的重点？这个问题，当时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1988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向时任甘肃省省长的贾志杰提出了一个在黄河上游两岸能源与矿产富集的区域，为大西北建造一个大的开发区的设想。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两人一拍即合。遂又与青海、宁夏的领导进行了商谈。于是，一个以甘、青、宁境内，黄河上游1000公里流域内建设系列梯度电站为龙头的开发区的设想，诞生了。后来，内蒙古自治区也加入了进来。(www.xing528.com)

1988年5月初，我与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张国杰副主任一行五人受命去北京，接受部署“黄河上游经济开发区”前期调研的准备事宜。费孝通亲自参加会议并讲话。当时，我的一个突出感悟是，在国家优先发展沿海的大背景下，为防止西北地区被边缘化，从而落后太多、太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力争与东部一样，在西北建立一个大的开发区，以获得一些与东部相同的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经过两个月的前期准备，7月下旬，费孝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伟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带领一个20多人的专家团，在甘肃、青海、宁夏沿黄河的广大地域进行调研、考察达两周之后，于8月7日到8日在兰州的宁卧庄宾馆，召开了有民盟中央与四省区领导参加的专家研讨会。会议形成了以费孝通和钱伟长的名誉，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国务院总理李鹏提交的一份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书。“多民族”是这次会议讨论过程中，根据与会者的提议加上去的。

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并批转国家相关部门支持并实施。甘肃省当时就确立了六个开发区：兰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当时在全国是为数不多的高新开发区之一）、西固石油化工开发区、白银西区开发区、红古开发区、金昌东区开发区和成县厂坝开发区。前四个是黄河沿岸的开发区，后两个是一岸两翼的两翼开发区。当时，甘肃省是黄河上游开发区的核心，有着非常强烈的发展愿望与美景规划。

1989年9月，费孝通轻车简从，来兰州考察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在甘肃的实施情况。民盟中央指定我作费老在甘肃考察时的文字秘书，负责记录整理费老的讲话、收集所需资料、关注随行记者的新闻报道等事项。那次考察历时20天，是费孝通在甘肃考察最长的一次。除了以兰州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外，费老还去了河西的武威、金昌、张掖、酒泉，以及南部的陇南和天水。费老不单看了6个开发区，还走访了河西的多个移民安置点，关心着移民的冷暖与温饱。还专程走访了肃南的裕固族兄弟，甚至对陇南的养蚕业、天水的旅游文化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河西的考察，促成了费孝通“学习汉武帝，重建现代河西走廊，为新疆和青藏高原的大开发做坚强后盾的梦”。这个“梦”凸显了甘肃河西走廊在开发大西北和巩固西北边陲的战略地位。后来费孝通曾把这个梦想作为国是建言，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了出来。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建言，但是这个建言在确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策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十五年了。显著的成效证明了它的正确。今天的中国，有更加雄厚的力量开发西部，特别是在重建陆路国际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西部的发展将会更加辉煌。

（作者系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甘肃省第八届、九届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