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解体，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市场发展成为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力量。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抓住了致富的机遇先富起来，绝对贫困率不断降低，但市场的作用也加重了相对贫困的程度。东中西部差距逐步扩大，西部地区的贫困县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中国的反贫困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江泽民把消除贫困当做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来加以认识。他指出：“我们党带领人民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起来。”“打好扶贫攻坚战，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不能坚持党的宗旨，实践党的根本路线的重大考验。”[1]他把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三个阶段性目标。这样，扶贫的具体战略步骤更加具体明确。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等中央文件及其政策使扶贫开发深入推进。我国的扶贫思想内容得到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扶贫策略、扶贫主体、扶贫模式等具体问题得到了深刻阐述。
在这一时期，为了缩小地区差距，解决西部的贫困问题，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江泽民将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缩小地区差距同实现共同富裕结合起来。“下个世纪继续开展扶贫开发，要首先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巩固扶贫成果，使已经解决温饱的人口向小康迈进，同时在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项工作，必须同我们对下个世纪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结合起来，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2]他提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3]。因此，农村的扶贫开发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4]。要推进农村开发式扶贫，需要加快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夯实农业的发展基础；把扶贫资金切实落实到贫困村与贫困户，尽量减少消耗扶贫资金的中间环节；扶贫对象要由贫困地区转变到贫困人口上来，将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他扶”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扶”有机结合起来。
江泽民系统回答了“为何扶”“扶谁”“怎么扶”等扶贫开发中的基本问题，促进了我国扶贫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开发式扶贫及瞄准贫困人口的提出，为我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作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到2000年，我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减少到3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到3%左右。[5]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59-860.(www.xing528.com)
[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38-139.
[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14.
[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39.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N］.人民日报，200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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