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吴广成功的秘诀

根据《史记》记载，在说这句话之前，陈胜、吴广非常认真地做了三件事，最终成功地促使众戍卒跟他们走上不归路：一是擅杀带队的将官。陈胜、吴广用挑衅的方式惹怒秦朝带队的将尉，并出手杀掉他们。按照秦朝军律，带兵官一旦被杀，他手下的兵一定要被连坐，谁也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是手下士兵犯上作乱，擅杀将官呢。陈胜和吴广更像蓄谋已久的造反者，而不是临时起意、不得已而为之的“林冲”。这么看，陈胜、吴广除了诱骗和误导大家参与起义，还胁迫大家参加此次起义。二是陈胜、吴广制造神迹，对众戍卒形成很有效的心理暗示。在准备起义前，吴广把写有“陈胜王”字样的“丹书帛”放到鱼肚里，故意让别的戍卒买鱼时发现它。晚上，吴广在祠堂里边，点上篝火，模仿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现代人觉得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但在当时，百姓对这些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笃信无疑。这些“神”操作客观上促进了起义成功。后世很多人开始起义或造反时，也都有类似的舆论操作。三是以项燕和公子扶苏名义起义，团结“亲秦”和“亲楚”的两类人，并为起义披上合法外衣。项燕是楚国最后的上将军，在抵抗秦军失败后，兵败自杀，死得悲壮，受楚地百姓敬仰，很有号召力。公子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据说为人仁厚，被秦二世、赵高和李斯联手逼杀，在秦帝国治下的民间很有感召力，在戍卒中，那些“亲秦”的人中，自然会喜欢和爱戴扶苏，希望他不死，而成为秦帝国的皇帝。陈胜、吴广抬出这两个不同阵营里的人，正是借用他们身上“从民欲”的特征，为起义赋予了正义的能量。

陈胜说的更能提起众人精神的话，是那句千古流传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再配上“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彻底点燃了压抑和困顿已久的众人。众人血脉偾张，群情激愤，皆曰“敬受命”。这句话迅速传播开来，一代英豪应声而起，其中包括后来叱咤风云的项羽和刘邦。而这句话也点燃了后世无数代人，历史影响力绵延两千多年，进入中国人的精神文化谱系。

从表面看，此次起义显得很仓促，应该很难成功。但此次起义不但做大、做强，而且瞬间形成“燎原之势”。为什么这一次几乎毫无准备的起义，竟然能成功？总结此次起义，可以发现，这次好像临时起意、准备得潦草不堪的起义，无意中进入了一个非常有利于起义发展壮大的“局”。

一是从起义爆发的地点看，大泽乡这个地方经济发达，有利于获得补给，反秦的社会基础非常雄厚。大泽乡是在今安徽省中部偏北地区，这里属于战国时期的楚国，且距秦朝的核心统治区关中比较远。起义后，来自关中的秦朝正规军队不可能迅速赶来镇压。实际情况是，起义军队迅速攻取蕲县后，不到一个月，连克铚（今安徽省濉溪县）、酂（今永城市西）、苦（今河南省鹿邑县）、柘（今河南省柘城县）、谯（今安徽省亳州市内）五个县城。在控制安徽、河南交界的大片区域后，随即决定进攻战略要地陈县（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陈县在两周和春秋时期，曾是陈国都城；战国后期，又曾经是楚国陪都。秦灭六国后，把陈县定为郡治所在地。以上这些地方都是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虽然起义之初，这些起义队伍没有武器，暂时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在之后的征战中，这支队伍通过攻占城市，很快得到补给。在攻打陈县之前，起义军已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一千多人，步卒达到数万之众，实力已相当强大。同时，围绕大泽乡的周边地区，曾经是楚国和韩国的故地，曾经爆发过惨烈的秦灭楚战争。根据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的研究，秦国派李信率军灭楚时，曾因为在陈县附近爆发反抗秦国的叛乱，导致第一次伐楚失利。之后，也多次爆发过小规模的反叛。这里反秦的社会基础悠久且雄厚，陈胜、吴广在这里起义，很容易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

二是起义军队的规模有利于控制和管理。当时，参与大泽乡起义的戍卒有九百多人。从管理学角度看，任何组织实现高效运行，都面临着如何把组织控制在合适规模之内的问题。从起义效率的角度看，参与起义的人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人数太多，不好统一号令，容易出现变数。作为基层军官，陈胜、吴广即使能搞定一个带兵的将尉，如果还有其他将尉，他们能不能瞬间搞定，就是一个未知数。如果不能，则起义很可能会胎死腹中。如果起义军队人数太少，则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一旦在短期内不能做大做强，那么不用等秦朝的正规军过来镇压，秦朝地方军队也有能力将其镇压。这样看，起义队伍的规模至少要达到独立攻占一个中小城市的水平。一旦攻城成功，队伍很快得到补给，在短期内可获得更多的兵员和物资。而陈胜、吴广起义后带出的队伍人数是九百多人，这样的规模不算大也不算小，既能抵抗秦军地方军队，也能迅速壮大，巩固和扩大战果。

三是起义人员都是经过一定的训练，具有一定的军事技能。陈胜、吴广等九百多人是去北部边疆戍边，这是一支承担军事或准军事任务的队伍。在出发前，很可能会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比如接受列队、使用兵器等方面的训练，特别是应接受过纪律性很强的军事化管理。这些人聚到一起，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大概在大泽乡起义一年前，刘邦曾带人去骊山服劳役，主要从事挖土、推车之类的工作，在组织纪律性和作战能力方面要差很多。陈胜、吴广组织这些准军事化或者说已军事化的人集聚在一起，投入作战，很容易上手。显然，这很有利于他们在短期内攻城拔寨，占据重要城市。(www.xing528.com)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另外三个外部的客观原因，也比较重要。

一是秦始皇已死，秦朝政局不稳。大泽乡起义发生在公元前209年，而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去世。刚登基一年的秦二世还面临着皇位合法性被质疑的压力，在秦朝上下流传着秦二世谋篡皇位的谣言。秦二世在赵高的辅佐下，处理政敌的手段非常强硬，缺乏策略，丧失了人心。秦始皇具有巨大的威慑力和娴熟的掌控力，只要他在世，很多人即使不满，也不敢造反起事。但二世登基后，大家就不会像对待秦始皇那样敬畏他了。秦朝的政局暗流涌动，天下人心浮动。

二是陈胜、吴广没有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有机会领导起义。当时，秦朝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对以下两种人进行严密控制。一类是关东六国的旧贵族。秦朝统一六国后，出于怀柔和安抚的政策，对六国的旧贵族并没有赶尽杀绝。那时候，虽然生活很窘迫，但很多六国贵族的族群得以存续下来。比如，在楚地，项氏家族里除了项梁、项羽，我们知道的还有项庄、项悍、项声等人。在齐地，田氏家族里除了田荣，还有田都、田市、田广等人。族群越大，地位相对越高，名望也就越高。从当时情形看，最有意愿、能力和资源首先发动起义的人应该是项梁、项羽、张良等关东六国的旧贵族。这些人的祖上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张良的祖父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张平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作为韩国高级贵族的后裔，秦国攻灭韩国，对他们的刺激要远远大于普通百姓。公元前218年，张良毁家纾难，在博浪沙雇凶刺杀秦始皇，失败后流亡于江湖。项梁、项羽叔侄自始至终密谋推翻秦朝，并掌握一些地下反叛的武装力量。但这些人始终受到秦政府的监视或追捕，他们没有机会通过正常途径公开地掌握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陈胜、吴广则不同，他们虽然说也是贵族，但与项梁、项羽、张良相比，应该不在一个层次。而陈胜、吴广起义成功后，来投奔他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

另一类是具有造反倾向的黑社会组织。秦朝还对游离于政府控制外的涉黑组织予以打击。比如曾打击过张耳、陈馀为首的“黑社会”组织，逼迫这两人隐姓埋名，从外黄县外逃他乡。不过，想领导“黑社会”组织，必须要人缘好，能积聚一定人望，这些都是基本条件。但陈胜在乡下和别人一起务农时，对嘲笑他的人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显然，他为人比较孤傲，很难成为“黑社会”组织的首领。在到达大泽乡之前，他应该不是“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因此，尽管陈胜、吴广在秦末第一个拉起起义大旗，但他们在平时应该不是秦朝政府重点监控的对象，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最终是他们，而不是那些更热衷起义的人第一个挑起反秦大旗了。

三是秦朝在大泽乡周边没有布置足够多的正规军。秦朝创建之初，收集天下兵器，铸造了十二个铜人，放在咸阳。迁关东六国具有社会号召力和经济实力的贵族入关中居住，既削弱六国旧地的经济实力，也防止这些贵族在六国旧地鼓动民众反抗秦朝，开展复国运动。在秦朝看来，六国故地的民众失去了造反能力、条件和实力。与此同时，秦朝继续开疆拓土，秦朝征发五十万军卒，南征百越；征发三十万人，北防匈奴。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是，秦朝实行郡县制度，如果百越之地无法被征服和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对那里实施编户齐民的管理，那些不愿或者受不了秦朝管理的民众，会大量逃亡到百越，长此以往，会严重冲击秦朝的郡县制度，甚至动摇该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基础。因此，秦朝必须把国家腹地的军队征调走，实行“虚内强外”国防战略。当大泽乡起义爆发后，陈胜、吴广率领的队伍几乎没有遇到实力强大的正规军队，为这支起义军队迅速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