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洛隐含剽窃案：国际官司直击学术道德案例

2008年10月6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和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由于发现艾滋病病毒，而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项研究成果“是我们从生物学上理解艾滋病与利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法对抗它的先决条件”。消息传来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病毒学家罗伯特·盖洛（Robert C.Gallo）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对自己这次未能获奖表示深感失望。围绕艾滋病病毒发现的优先权，盖洛与蒙塔尼展开了多年的激烈竞争，演绎了医学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科学官司。

1981年6月，美国医学家首先发现的一种神秘的新疾病——艾滋病，随即世界各地许多科研机构开始了一场你追我赶的鉴定、分离其病原体的竞赛。1983年1月，蒙塔尼、巴尔-西诺西及其同事首先从巴黎一名艾滋病患者的淋巴结中分离出了一种病毒，并研究了它的生物学性质，随后，他们又在电子显微镜下，目睹了该病毒的真面目，发现它在形态上与早年美国病毒学家盖洛发现的“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简称HTLV，包括HTLV-1、HTLV-2）完全不同，为了与HTLV相区别，蒙塔尼将其命名为“淋巴腺病相关病毒”（简称LAV），并在1983年5月20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了这个发现。与此同时，蒙塔尼将LAV样品标本寄了一份给盖洛。

可没想到的是，1984年4月，盖洛突然宣布发现艾滋病病原体是一种新型的“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并称之为HTLV-3，研究论文将在1984年5月4日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他同时宣布研制出艾滋病病毒的检测方法，并申请了专利。

当蒙塔尼看了盖洛的论文后，惊讶地发现LAV与HTLV是不同的，但HTLV-3却与LAV惊人地相似，这两种病毒基因序列的差异不到2%。蒙塔尼怀疑盖洛自称发现的那种病毒（HTLV-3），只不过是将自己曾寄给他的病毒样品（LAV）改换了一个名称。可是，在病毒学界，盖洛的名气比蒙塔尼大多了，大多数同行都认为，盖洛是第一个发现艾滋病病毒的人，盖洛因此很快申请到了美国专利局授予的检测专利。

蒙塔尼很气愤，对盖洛提出了起诉，指控他剽窃了自己的科研成果。盖洛是否盗用了LAV冒充HTLV-3？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为避免卷入这场优先权纷争，既放弃了蒙塔尼的LAV名称，也不采用盖洛的HTLV名称，而是把这种新病毒命名为“人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

盖洛起初试图否认HTLV-3和LAV是同一个病毒株，后来在大量科学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两者相同。但他很快倒打一耙，控告蒙塔尼盗用了他的HTLV-3。蒙塔尼确实曾经向盖洛要过HTLV-3，但这个反指控显得滑稽可笑，蒙塔尼在收到盖洛提供的HTLV-3之前，已经在1983年5月20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艾滋病病毒的论文了。盖洛的艾滋病病毒据称是由研究人员米库拉斯·波波维克分离出来的，对其来源，波波维克一直含糊其词，后来干脆说是从许多患者的混合血液中分离的，这种分离方法显然是很不正常的。1986年5月，盖洛在《科学》刊发了更正，声明他在刊登于1984年5月4日《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中，误把蒙塔尼提供的LAV照片当成了HTLV-3照片。

艾滋病病毒发现的优先权以及诊断技术的专利权问题在大西洋两岸争执不休，不断升级，并演变成一场你争我夺的国际科学官司。美国法院对此案调查了16个月未果。双方为争夺发现艾滋病病毒优先权的激烈争论，引起了法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法律甚至外交纠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还专门委托罗氏制药公司的专家开展调查。这场官司持续了一年多，甚至惊动了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两位国家元首的主持下，双方于1987年3月底终于达成协议：两国平分专利费，共享首先发现艾滋病病毒的荣誉。至此，这场争端总算告一段落。

然而，政治家的妥协不能代替科学研究的诚实，美国的科学界和新闻界决心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1989年11月19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长篇报道，揭露盖洛自称的发现其实是剽窃了蒙塔尼的艾滋病病毒研究成果。这篇报道像是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强烈反响，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调查此事。1991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重新组建审查小组，将盖洛实验室中的艾滋病病毒样品和蒙塔尼实验室的样品分别进行培养分析，将它们的DNA序列图谱进行比较，终于证明，盖洛自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样品确实来自蒙塔尼寄给他的样品。

在事实面前，盖洛在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声明，承认他分离出的艾滋病病毒来自法国巴斯德研究所。1994年7月11日，美国公共卫生部终于承认“巴斯德研究所提供的病毒在1984年被美国的科学家用以发明美国艾滋病病毒检测工具”，并同意让巴斯德研究所分享更多的专利费。美国官方也只好宣布放弃两国共享首先发现艾滋病病毒的荣誉，这个荣誉应该归属于法国。也就在这一年，盖洛离开了国立卫生研究院。

2008年10月6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蒙塔尼和巴尔-西诺西，以表彰他们发现了艾滋病病毒。这也为医学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由争夺优先权而引发的国际科学官司画上了句号。

【点评】

科学发现优先权是指科学家对其某一科学发现的所有权。优先权是荣誉性和象征性的，它表达了科学共同体对科学家角色表现的认同，它是对科学家的科学劳动及其成果的最高褒奖，也是一种科学规范。在科学史上，科学家之间为了优先权而展开的激烈的你争我夺的案例屡见不鲜。发现艾滋病病毒（HIV）之争就是现代医学史上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的典型案例。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科学家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科学目标和科学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科学目标是“为人类拓展确证无误的知识”，科学规范则是科学界共同遵循的内在原则。“科学发现构成了一种共同的遗产，其中单个生产者的法律上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用人名命名的定律或理论并不意味着它们被发现者及其继承人所独占，惯例也没有给他们以特殊使用和处置的权力。科学中的所有权被科学道德的基本准则削弱到最低限度。”当优先权可能落在非发现人的头上时，是对科学公有性规范的违背。科学家对他的发现的唯一要求仅仅是其他人承认他在这一发现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承认科学优先权的实质是对科学规范的坚守。

可见，对优先权的热衷是科学体制内强调独创性的规范在科学家心理上造成的伴生物，正是这些规范对科学家施加了无形的压力，迫使他们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其实，科学家个人并不一定一开始就有成名成家的欲望，但科学只要坚持并经常从功能方面强调独创性，并按独创性来分配奖励，就足以把对优先权的认同变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这样，认同和名气就成为一个人工作出色的象征和奖励。(www.xing528.com)

国家对享有优先权也有要求。在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新发现不仅增加科学家个人的荣誉，也增加一个民族的荣誉。这就使优先权之争变得更广泛、更激烈，更带有感情色彩。由此可见，科学体制的驱使，加上科学家心理和国家民族方面的原因，是争夺优先权的真正原因。

究竟是由谁最早发现了艾滋病病毒？这并不只是发生于蒙塔尼和盖洛两位科学家之间的优先权争论，也不只是存在于巴斯德研究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两个科研机构之间的优先权争论，更是法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在争夺国家荣誉和市场。当初艾滋病病毒检测方法很快就被用以血液的筛查，每年至少有几百万美元的专利收入。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力挺盖洛，尽管盖洛的专利申请比蒙塔尼的晚了好几个月，但照样能获得专利。在事情败露之后，美国又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拖了整整10年，直到媒体的介入，才有了官方调查和结论。盖洛实验室的利益变成了美国政府的利益，这才造成了严重后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专门委托罗氏制药公司的专家开展调查。这场官司甚至惊动了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两位首脑的主持下，双方于1987年3月底达成协议：两国平分专利费，共享首先发现艾滋病病毒的荣誉。

获得优先权的承认是一个科研人员得到社会认可的根本，表明他已经成功地达到了对一个科学家最严格的角色要求。因此，获得优先权的承认具有刺激科研人员渴望得到应有的荣誉而努力进行探索发现的动能，是科研人员从事科研工作的原动力，对科学进步和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

对于艾滋病及其病原体研究中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界一般认为，法国科学家首先分离出艾滋病病毒，而美国科学家则为该项发现提供了技术（如细胞体外培养技术）并证明了艾滋病病原体就是HIV。在艾滋病爆发后短短的两年内，科学家们就发现并检测出了一种新的流行病毒，研制出诊断工具，研发出相当有效的治疗手段，以延长患者的期望寿命，这些重要成果为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传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毫无疑问这是现代医学科学的重大成果，而优先权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加速作用。

但是，科学发现优先权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维护科学家们的权益，激励他们的研究热情，加速在一个特定领域的科学知识积累和发展；另一方面，它能加剧科学家相互间的争执，甚至导致一些科学家采取不适当、不合理的方法侵犯他人的科学发现优先权。如果为了争取赢得科学发现优先权而竞争过度，加上科学家放松自律，就会容易造成科学中的剽窃、篡改、捏造等严重违背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的行为。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与科学精神气质格格不入，对科学危害极大，它们往往在短期内又难以被揭穿，而慢慢腐蚀着科学共同体。

在本案例中，为了赢得艾滋病病毒发现优先权，盖洛不惜违背科学道德，隐含剽窃了蒙塔尼的成果。隐含剽窃是在别人工作的重要启发下，完全以自己确实的观察实验做出了进一步确有新意的研究工作，但在成果发表时，没有给予应有的致谢，甚至有意不征引他人文献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导致科学共同体在对他的成果予以承认时可能出现被承认范围扩大的情况，从而隐含地得到了本该属于他人的那一部分荣誉。因此，对另一位研究人员没有给予应有的致谢，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他人工作的剽窃。1983年1月，蒙塔尼就从艾滋病人的血样中分离出了艾滋病病毒，当时叫拉夫（LAV）。在他发表论文的同时，将病毒样本寄给了盖洛。一年后，盖洛发表论文声称自己发现了艾滋病病毒（HTLV-3），并申请到了检测专利。其实，盖洛的发现来自蒙塔尼寄给他的样品，只是改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最终在事实面前，盖洛才不得不承认他分离的艾滋病病毒是来自蒙塔尼的，美国官方也不得不承认艾滋病病毒发现的优先权归于法国。

当然，在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问题上，不能仅仅看科学家个人的品德问题。优先权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是重要的，科学家常常积极设法让自己的见解引起别人的关注，使自己的姓名与新发现能紧密联系在一起。优先权几乎对于所有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强大动力，正如默顿所指出的：“穿插在现代科学史中的关于优先权的争论通常是由关于独创性的传统受到重视而引起的。一种竞争性的协作由此而生。竞争的产品被公有化，对生产者的尊敬油然而生。”但问题是，争夺优先权必须采用正当的、合理的手段，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公有和积累，才能坚守科学共同体的内在规范。所以，我们在肯定科学发现优先权功能的同时，也要提倡谦逊高尚的价值观念。尽管有科技期刊论文发表日期的标注规定、专利制度等一系列保障科学发现优先权归属的制度规范，但是，为了赢得在科学界的权威地位，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学术资源，一些科研人员仍会在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时，将科学精神抛在脑后，违背基本的科学道德规范，这是光靠制度难以杜绝的现象，况且任何制度本身难免有不足之处。因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加强科学家的自律，使科学家认识到自己成就的取得，大大受惠于前人留下的知识遗产，而个人的能力和知识毕竟是很有局限的。社会要营造弱化人们一味追逐名利的氛围，把科学研究真正看成是为了人类知识增长这一终极目标，真正做到无私利性，就不会过于为了优先权问题徒耗精力，更不会去干昧着科学良心、违背科学道德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闵敏，王辉.艾滋病病毒的发现者及优先权之争［J］.中华医史杂志，200639（1）：58.

［2］米歇尔·德普拉孔塔著.袁俊生译.孤独的真相——震惊世界的科学大骗局［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3］R·K·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J］.哲学译丛，2000（3）：56.

（刘学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