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性相近，习相远：性善论
无论是王阳明，还是刘宗周，都属于坚定的性善论者。性善论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在历代都占据着思想的主流。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性天生就是善的，只是由于后天的习染，才使人性各不相同、差距变大。
《孟子·告子上》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都是天生的、本原的，不是由外因造成的。《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上天赋予的。换言之，性，本来就是善的。
对于前辈的性善理论，王阳明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发扬。王阳明《传习录中》对性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如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14]王阳明认为，性是通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气表现出来的，这表明性善具有客观性。这种善性可以通过“知”来把握。王阳明《传习录中》曰：“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15]性是人人相同的，但难免受到外物的昏蔽。但“知”能够体良知之用，于昏蔽之中扫除人欲，露出本来之善性。而且，良知恰如稻田里的禾苗，具有生生不息之机。对此，王阳明曾经对弟子进行了现场点拨。王阳明有一天到绍兴的禹穴游玩。路上，王阳明回头看着田间里的禾苗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此时，身旁的范兆期回答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王阳明进一步申说道：“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16]所以，人人都要葆有这个善根，不让私累蔽塞了它。
王阳明之后，刘宗周又进一步发挥和拓展了“性善”理论。刘宗周《人谱·人极图说》曰：“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即周子所谓太极，‘太极本无极也’。统三才而言，谓之极。分人极而言，谓之善。其义一也。”[17]刘宗周把“至善”之性上升到“人极”之高度，具有与太极相同的生生之机，那就是，它成为万物产生之本原。刘宗周曰：“万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无善也。无善之真，分为二五，散为万善。”[18]性，是至善的，从根源来说，是阴阳五行，而散开来说，则是万事万物之善。刘宗周《答右仲州刺》曰：“性无不善，而心则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即心亦本无不善，而习则有善有不善，种种对待之名，总从后天而起。诸子不察，而概坐之以性，不已冤乎？”[19]性本善，但心则可能为善，也可能为不善。对此，不能混淆。
正是由于王阳明与刘宗周都主张“性善”理论，所以，他们一致认为，人人都具有尧舜之性、孔子之心。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就表明，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可以为尧、舜。王阳明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20]这是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良知，这一点并没有圣愚之别。致此良知，就是圣人，所以，良知之外没有学问了。王阳明《书魏师孟卷》曰：“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21]致此良知，以成尧、舜，并非无稽之谈。每个人都具备这个天理，六经是成贤至圣的阶梯，只要努力，即可一日千里达到理想之目标。王阳明有诗为证，其《林汝桓以二诗寄次韵为别》之二曰：“尧舜人人学可齐，昔贤斯语岂无稽？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当年苦旧迷。万理由来吾具足，《六经》原只是阶梯。山中仅有闲风月，何日扁舟更越溪？”[22]尧、舜人人可学可至，具体方法是为善去恶，即“格不正以归于正也。如此，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极……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在此也。”[23]
王阳明的这种理论得到了刘宗周的充分肯定。刘宗周《会录》曰：“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为后人拔去自暴自弃病根。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24]刘宗周认为，人人都具有相同之天理，可以成为圣人，这就是王阳明“良知”的要义所在。可见，良知就是善性。所以，率性就是率此至善之性。刘宗周《答李生明初》曰：“性既善，则率性仍是率此善之性，而率亦无不善可知。”[25]学者千差万错，不是不懂得如何率性，而是对“性”并不理解。刘宗周曰：“学者千差万错，只是不识性，不是不识率性。”[26](www.xing528.com)
2.“知善知恶是良知”
王阳明与刘宗周都认为，“良知”是人性本善的证明。因为人性本善，后天的各种恶习恶念，都是因为良知受到了人欲的熏染或遮蔽所致。所以，要复归本性，就是要让良知保持其明净即可。这就是说，良知本来就存在于心中的，只要内心常惺惺，就可以使之时时呈现；而这个任务是由“知”来完成的。因为，只要在起心动念或面对各种善恶时，能够对善恶有清醒的辨别能力，这就是“知”。对此，我们可为他们各举一例来给予说明。
有人问王阳明曰：“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为物，是如此否？”王阳明回答曰：“亦是。”（《传习录上》）[27]
刘宗周曰：“心无善恶，而一点独知，知善知恶。知善知恶之知，即是好善恶恶之意。好善恶恶之意，即是无善无恶之体。此之谓‘无极而太极’。”[28]
王阳明认为，“知”是“心之灵明”，即“知无不良”，说明了“知”本身的道德指向。这一点，刘宗周也是完全赞同的。刘宗周曰：“阳明先生言良知，即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义在，即止言致知亦得。”[29]王阳明即物言知，而含有格物致知之义。因此，言致知就是致良知。此“知”就是“良知”，具有天然的道德意向性。但王阳明并没有把这种理论贯彻到底，否则他的理论将是另外一种局面。这就说明了他为什么把学术宗旨定为“致良知”而不是“致知”了。所以，他把“知”分为三个层次：生知、学知、困知。王阳明《答聂文蔚》曰：“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30]这显然是对孔子理论的拓展。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王阳明把“知”分为三个层次，则“知”不可能时时具有“良知”的本能。正因为如此，所以王阳明要以“行”来配合“知”，提倡“知行合一”，以促使“知”的道德理性得到升华，在实践中证得本心之善。
与此并不相同的是，刘宗周把“知”从道德理性往前推进一步，成为集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体。刘宗周曰：“《大学》之言心也，曰‘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而已。此四者心之体也。其言意也，则曰‘好好色，恶恶臭’。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即四者之所自来。故意蕴于心，非心所发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机，则仅有知善知恶之知而已，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于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机，则仅有体物不遗之物而已，此所谓独也。故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也。”[31]刘宗周认为，“心”之中蕴含着“意”，即“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此四者，当然是情感的，但也是理性的。因为，“意”之中蕴含着理性的“知”，而“知”中蕴含着“独”。它们之前相互包容，相蕴而生。如果把“心”比作一个果实的话，则“意”为果皮，“知”为果肉，而“独”则是果仁。此果仁天然具有生根发芽的机能。这就是独体。此独体具有生生之机，则“知”也具有生生之机，是一种“精神”。刘宗周《会录》曰：“心是已发，意是未发。意之精神曰‘知’，意之本体曰‘物’。”[32]“心”是“意”之外显，“意”是“知”之施行，“知”是“物”之细则，“心”“意”“知”是“物”之“至善”的体思与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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