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作《春秋》，借或笔或削以昭义；指义，则因比事与属辞而体现之。事不比，义不明；辞不属，义不彰。昭公十二年《公羊传》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显然，《春秋》书法，属辞约文乃其中要务。比其事而属其辞，义在其中矣。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称：“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97]明王世贞称：“太史公于《李广传》《卫青霍去病传》，比兴之义为多。”[98]盖李传、卫传、霍传，多微辞隐义故也。
《公羊传》以义理说《春秋》，于人于事之褒贬、劝惩、进退、予夺，有所谓“实与而文不与”之说。如僖公元年，救邢；僖公二年，城楚丘；僖公十四年，诸侯城缘陵；文公十四年，晋人纳接
于邾娄；宣公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征舒；定公元年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上述六事，《公羊传》解《经》，皆说之以“实与而文不与”[99]。《公羊传注疏》所谓“主书者，起文从实”；“经文虽不与，当从其实理而与之”。[100]此涉及实际现状之描述，所谓“起文从实”。“虽文不与，其义实与”，作者独断别识之表现，所以自成一家之言者，则展示于属辞约文——其文之修辞上。推此言之，劝惩予夺之《春秋》书法，除“实与而文不与”之外，触类隅反之，又有“文与而实不与”，自是其中一法门。
1.《李将军列传》与诡辞谬称之叙事
一与，一不与；阳与而阴夺之，阴与而阳夺之；正言若反，反言显正。彼此矛盾逆折，相互冲激，能予人以警策与张力。[101]吴闿生《左传微》称之为诡词谬称，谓《左传》叙事不乏此种笔法；[102]其实，《史记》亦不遑多让。司马迁身处武帝之世，为避免触忌犯讳，《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叙事传人，多出以诡词谬称：一与，一不与，阳予而阴夺之笔法不少。如下列诸家所言：
茅坤曰：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力摹写淋漓，悲咽可涕。[103]
凌约言曰：广之材，尽出一时之上；广之功，尽出一时之下。或者谓其有恨，而广亦自恨其杀降。然则，岂直不封，陵之赤族群亦宜矣。[104]
茅坤推尊李广：“于汉，最名将”，却又言“卒无功”。试问：卒无功，何以称最名将？凌约言既曰“广之才，尽出一时之上”；却又言“广之功，尽出一时之下”。李广才气既称天下无双，何以其功尽出一时之下？怀才，诚引人爱惜；不遇，足令人悲咽。一与，一不与，矛盾逆折之际，发人深思。或文献史实多方嘉许，而司马迁《史记》撰文未尝称誉，如《卫将军骠骑列传》之例，是所谓“实与而文不与”，所谓“起文从实，从其实理而与之”。若《史记》属辞约文称道之，而生平数奇、不遇，如《李将军列传》之类，则是“文与而实不与”。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05]司马迁《史记》于人物之得失短长皆书，褒贬劝惩兼具，所以为良史、为实录。如李广心怀私恨，斩杀灞陵尉，《李将军列传》亦据事直书之，将军之度量可知。清姚祖恩《史记菁华录》亦云：
篇中首载公孙昆邪一语，褒贬皆具。史公虽深爱李广，而卒亦未尝不并著其短。所以为良史之才，他人不能及也。[106]
广惟有勇略，又能爱人，于《兵法》仁、信、智、勇、严五者，实有其四，惟少一严耳。然其远斥候以防患，法亦未尝不密也。但说到无部伍行阵、省文书籍事，此大乱之道，恐不能一日聚处，疑亦言之过甚。先辈谓载程不识以形击之，愚谓要是文字生色耳，未必简易至此极也。[107]
司马迁《史记》叙事传人，诚如《礼记·曲礼上》所云：“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姚祖恩《史记菁华录》称《李将军列传》：“首载公孙昆邪一语，褒贬皆具”；“史公虽深爱李广，而卒亦未尝不并著其短”，称扬其勇略，爱人，而深憾武德缺一严字。批评“无部伍行阵、省文书籍事”，诚大乱之道；才气有余，而纪律不整，恐即李广一生数奇不遇之缘故。司马迁爱而知其恶，故实“与”其才气无双，勇略过人；而文“不与”其数奇、不遇。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之誉，得自典属国公孙昆邪之泣诉；“惜乎！子不遇时”之谶，早断自汉文帝之金口；“李广老，数奇”之总结，出于汉武帝之上诫。比事而属辞之，才气之无双，遂不敌一生之数奇。无双与数奇之间，富含若干矛盾与逆折，《李将军列传》之诡辞谬称，亦缘此而发：
一篇感慨悲愤，全在李广“数奇”“不遇时”一事。篇首“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云云，已伏“数奇”二字，便立一篇之根。后叙广击吴楚，还，赏不行，此一数奇也。马邑诱单于，汉军皆无功，此又一数奇也。为虏生得，当斩，赎为庶人，又一数奇也。出定襄，而广军无功，又一数奇也。出右北平，而广军功自如，无赏，又一数奇也。出东道而失道，后大将军遂引刀自刭，乃以数奇终焉。……“上以为李广老，数奇”云云，则明点数奇眼目。传末叙到李陵生降曰：“李氏陵迟衰微矣”；又曰：“李氏名败”云云，总为数奇不遇。余文低回凄感，此又一篇之主宰，而太史公操笔谋篇时，所为激昂不平者也。[108]
《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其作意云：“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称美推崇李广，可谓至矣。就作意而言，此即太史公之“实与”。然观《李将军列传》文本，叙其平生事迹，却聚焦于“数奇”与“不遇时”（“不遇时”，亦“数奇”之一）。清牛运震《史记评注》，点评《李将军列传》，于李广“数奇”事，屡叙、再叙、累叙、不一叙，全篇前后多达九事。不但“李广老，数奇”，传末叙到子孙李陵生降、李氏陵迟衰微、李氏名败。凸显李广“数奇”事，终始本末凡九，此非《史记》之“文不与”而何？
李广临终之言：“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堪称劳苦功高矣！可惜材气无双，却数奇、不遇时。《史记》实录汉文帝“惜乎，子不遇时”之言，汉武帝又以广“年老数奇”少之。如此拟言代言，叙事传人，是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清姚祖恩《史记菁华录》曾析论文帝、武帝之裁断，以为“不可谓不知广者”。其言曰：
广历事三朝，文帝以为不遇时；武帝之时边功日竞，而天子复以年老数奇少之。要之，二君皆不可谓不知广者。文帝以为跅弛之士，多见长于草昧之初；武帝以为数蹶之才，难与共功名之会也。[109]
本传皆摹写李将军才气，而赞（太史公曰）又极叹其忠诚，文固有彼此互见之法。盖当于未尽处渲染，不当于精透处画添也。[110]
文帝曾面谕李广：“惜乎，子不遇时”；大将军卫青，亦阴受上诫（实情为假传圣旨），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李广蹭蹬，终老难封，依据《李将军列传》叙事，似乎与文帝、武帝之圣口直断，不无关联。然文帝时，匈奴无岁不扰，岂得不倚重名将？武帝时，边功日竞，李广才气跅弛，有黥布、彭越、樊脍、灌夫之风，奈何又屏弃不用？清姚祖恩《史记菁华录》：“文帝以为跅弛之士，多见长于草昧之初；武帝以为数蹶之才，难与共功名之会。”解读是否合乎情理？恐未必然。
笔者以为：太史公深爱李广，《李将军列传》叙事，落实“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之《春秋》书法，遂安排文帝武帝之口谕，假托卫青之“阴受上诫”，为忌讳叙事作张本，此之谓“实与而文不与”。据《史记·李将军列传》，大将军卫青击匈奴，故徙前将军广。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知大将军居中催折，遂不对刀笔吏而自刭。清张裕钊，以属辞比事之《春秋》教，解读《史记·李将军列传》，阐发忌讳叙事之隐微。如：
张裕钊曰：“青受上诫，特藉口语。而欲侯公孙敖，乃其实也。太史公连著两‘亦’字，最有意。《汉书》删去前‘亦’字，失其指矣。”又曰：“广知青欲侯公孙敖，故用为恨。怒青，因是愈摧折广，而广遂以死。史公曲曲绘出，若隐若显，而恨惜之意无穷。”[111]
《史记·李将军列传》叙李广终老难封，最终告白：“今幸从大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其中隐情，细读《李将军列传》，比其事而属其辞，即可破解迷思。清张裕钊断定：“青受上诫，特藉口语。而欲侯公孙敖，乃其实也。”排比前后之史事，连属上下之文辞，即可索得。太史公连著两个“亦”字，最有弦外之音。其一，“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其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军将广”。因此，“广知青欲侯公孙敖，故用为恨。怒青，因是愈摧折广，而广遂以死”。清孔广森《春秋公羊学通义·叙》称“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112]，谓连属前后上下之辞文，排比相近相反之史事，则微辞隐义不难破译。由此观之，属辞比事之《春秋》教，真解读忌讳叙事之法门。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李广边功，汉之边将无人能出其右。为士卒所苦之程不识，为人在下中之李蔡，才人不及中人之诸部校尉，皆早已出将封侯矣；然而，“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何也？李广终老难封之提问，攸关“天人之际”之课题，司马迁采取诡辞谬称，“实与而文不与”之忌讳叙事回应之。李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说相、谈命、阴祸、报应，作为“将军不得侯”之借口，此所谓“诡辞谬称”“实与而文不与”。
2.《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及实与而文不与
宋黄震《黄氏日钞》称：“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在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耶？”[113]《史记》叙武帝征讨匈奴，《平准书》《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四篇，往往详略互见、虚实互藏，必须对读、合观，方可破译微辞隐义，而得其真解。“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正可对照出“实与而文不与”，以及“文与而实不与”之书法。诡辞谬称之忌讳叙事，此中有之。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载，用兵北边长达四十四年。前期战争二十九年，征伐匈奴之主将，为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太史公论卫青：“于天下无称也！”于霍去病，则曰“有天幸”。《史记》叙两将军连年出塞，又必随之以匈奴入塞，杀掠甚多。论者所谓“每言击胡，胡辄入边杀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汉使相当”云云。出塞、入塞；击胡、胡入边；留胡使、留汉使，针锋相对，不甘示弱。太史公以对比书法，敘列忌讳事件，讽谕自在言外。太史公叙《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多推见至隐，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宋刘辰翁、清何义门特为表出。如：
刘辰翁曰：“罔褒，谓不得不褒，则有可讳矣。迁亦欲为微隐者，然已著大意不满。当时以为顺从君之欲，所谓‘席中国广大、气奋’，深得体要。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之未尽成者，何前后之异也？则其中有难言者矣！”[114]
赞：卫霍将略，太史公不之取也。此论却许其能知时变，以保禄位，非以示讥。[115]
《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之微辞隐义，刘辰翁从“不得不褒，则有可讳矣”，“建功不深，似惜其志之未尽成者”，“何前后之异？则其中有难言者”三组疑问句，解读司马迁之罔褒与微隐。《春秋公羊传》所谓“实与而文不与”，吴闿生《左传微》所云诡辞谬称，本文所谓忌讳叙事，《匈奴列传》要皆有之。至于《卫将军骠骑列传·太史公曰》，太史公不取卫霍将略，却许其能知时变，善保功名。此《春秋》书法所谓略大以详细，《谷梁传》《公羊传》所谓举轻以明重，而进退、予夺、褒贬、劝惩于是乎在。[116]《公羊传》所倡“实与而文不与”之书法，《史记·太史公曰》有绝佳之体现。
《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外戚世家》《佞幸列传》，往往互文见义，彼此相发明。试对读二文，则《公羊传》所倡“实与而文不与”之书法，可以检视索得。明代于慎行《读史漫录》，有具体而微之论证：
卫、霍传所叙二将战功，若不容口。及《佞幸传》则曰：“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幸，然颇用才能自效”，此太史本旨也。以此推之，所叙战功，率取募军奏报之词，及玺书所褒属，次第其语，非实予之也。[117]
卫青、霍去病，因卫子夫贵为武帝宠后，遂与皇室有外戚姻亲关系，而得天子宠幸。故《佞幸列传》称：“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幸，然颇用才能自效。”虽贵为外戚，“然颇用才能自效”，此太史公阳予阴夺，实与而文不与之笔法。试对读《外戚世家》：“卫子夫已立为皇后，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号骠骑将军。青号大将军。”[118]观此，卫青、霍去病之得将军，不可讳言，半来自“以外戚幸”；则因人成事，夤缘富贵可知。《读史漫录》所谓“此太史本旨”，当指此。若观《卫将军骠骑列传》篇未，见“所叙战功，率取募军奏报之词，及玺书所褒属，次第其语”，则明代于慎行所指“非实予之也”之意。要而言之，《公羊传》所谓“实予而文不与”之书法，司马迁已落实转化于叙事传人之中。
清姜辰英《湛园未定稿》，有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之笔法，曾提出“左霍而右卫”之说，以及“良史‘言外褒贬法’”。若覆按《春秋》书法，亦是《公羊传》所谓“实与而文不与”，亦即“为贤者讳过”、诡辞谬称之忌讳叙事法：
汉良将称卫、霍，论者多左霍而右卫。余熟观太史公传所谓两人点次处，则右卫也；其于霍也，多微辞矣。《传》叙卫战功，摹写唯恐不尽，至骠骑战功，三次皆于天子诏辞见之，而太史公核实。……岂非以天子之诏特据幕府所上功次，其辞多铺张失实，而天子方深信之，则姑存此以为传疑之案乎？观大将军七出击匈奴，斩捕首卤才五万余级；而骠骑三出，诏书所叙已不啻十一万余首级，其虚伪可见，此良史言外褒贬法也。[119]
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叙卫青之战功，“摹写唯恐不尽”；霍去病之战功，则铺张失实，虚伪可见。因此，论者多“左霍而右卫”，太史公叙卫、霍之战功，亦左霍而右卫。《卫将军骠骑列传》叙天子欲教霍《兵法》，为之治第，皆恳辞之，由此上益重爱之。叙霍去病“少而贵，不省士”，以叙事为论断，可证“其于霍也，多微辞矣”之意。太史公论断大将军卫青：“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120]司马迁一扬一抑之际，予夺自见。姜辰英《湛园未定稿》称：“论者多‘左霍而右卫’，叙卫、霍之战功，亦‘右卫而左霍。’”就《公羊春秋》之书法言之，此之谓“实与而文不与”。文不与者，太史公之别裁特识，良史之书法不隐也，故叙事诡辞谬称如是。
（本文原载于香港岭南大学《岭南学报》复刊第12期，2019年12月）
【注释】
[1]茅坤《史记钞》，韩兆琦《史记选注·李将军列传》，台北里仁书局1994年版，第274页。
[2]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台北兰台书局1968年版，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引凌约言曰，第20页。
[3]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3年版，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43—54页，总第1194—1197页。
[4]同上，第61—68页，总第1199—1201页。又，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4页，总第1313页。
[5]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十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8页。
[6]姚祖恩评点：《史记菁华录》卷五，《李将军列传》，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7年版、2016年版，第203页。
[7]同上，第198页。
[8]张大可：《史记研究》，《司马迁写汉武帝征伐匈奴》，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02—410页。
[9]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三，《太史公自序》，第21—27页，总第1370—1371页。
[10]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卷上，开篇即列有《衷圣》《尊儒》《宗经》三篇论述，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版，第1—8页。
[11]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直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2页。
[12]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第7页，总第235页。
[13]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104—105页，总第1264页。
[14]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68—69页，总第1201页。
[15]赵顺孙：《四书纂疏》，高雄启圣图书公司1973年版，《论语纂疏》卷七，《子路第十三》，第11页，总第288页。
[16]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卷九，闵公元年，第14页，总第114页；谷梁赤传、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卷十四，成公九年，第2页，总第137页；参考王熙元：《谷梁范注发微》，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1972年，第四章《范注对谷梁义例之发明》，九，讳例，第609—618页。
[17]陆淳编：《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台北大通书局1970年版，钱仪吉：《经苑》本，《讳义例第三十四》，第1页，总第2471页。
[18]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84页，总第763页。
[19]赵汸：《春秋属辞》卷八，《假笔削以行权》，台北大通书局1970年版，第1页，总第14801页。
[2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内篇四《言公上》，第171页。
[21]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第6页，总第235页。
[22]黄震：《黄氏日钞》卷四七。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673页。
[2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答客问上》，第470页。
[24]赵汸：《春秋属辞》卷八，《假笔削以行权第二》，第1—2页，总第14801页。
[25]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五十四，《留侯世家》，第28页，总第810页。
[26]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本，《望溪集外文补遗》，卷二《史记评语·留侯世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页，总第435页。
[27]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7页，总第795页。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第4—12页，总第1281—1283页。
[28]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望溪集外文补遗》，卷二《史记评语·汲郑列传》，第24页，总第439页。
[29]张大可：《史记研究》，《司马迁写汉武帝征伐匈奴》，第415页。
[30]杨慎：《升庵合集》卷一〇三。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50页。
[31]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卷四，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32]李景星：《史记评议》卷二，《平准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55—456页。
[33]高嵣：《史记钞》卷二，《平准书》。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54页。
[34]牛运震评点：《空山堂史记评注》卷十，《李将军列传》，第275页。李景星：《史记评议·李将军列传》本之，第113页。
[35]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二，《传神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401页。
[36]姚祖恩评点：《史记菁华录》卷五，《李将军列传》，第198页。
[37]牛运震评点：《空山堂史记评注》卷十，《李将军列传》，第278页。
[38]吴见思：《史记论文》第四册，《李将军列传》，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580页。
[39]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19年版，第261页。
[40]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史·又书〈货殖传〉后》：“《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说义法，推《史记》为滥觞，第20页，总第40页。
[41]陈仁锡：《陈评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6页。
[42]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381—395页。
[43]《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太史公曰”，第68—69页，总第1201页。(www.xing528.com)
[44]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卷首，《春秋序》，第17页，总第14页。
[45]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6页。
[46]张高评：《〈春秋〉书法与“义”在言外——比事见义与〈春秋〉学史研究》，《文与哲》2014年第25期，第77—130页。
[47]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卷二十六，《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9页。
[48]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三十，《平准书》，第1—49页，总第524—536页。
[49]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卷四，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50]凌稚隆：《史记纂》卷六，《平准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8页；又，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三十，《平准书》，第1页。
[51]李景星：《史记评议》卷二，《平准书》，第36页。
[52]《后汉书·蔡邕传》载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章怀太子《注》：“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范晔著、章怀太子李贤注、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二十五史》本卷六十下，《蔡邕传》，第20页，总第712页。
[53]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十九，《史记》，第271页。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48页。
[54]吴见思评点：《史记论文》，《平准书》，第一册，第166页。
[55]同上。
[56]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六，《史记》。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49页。
[57]高嵣：《史记钞》卷二，《平准书》。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54页。
[58]李景星：《史记评议》卷二，《平准书》，第36页。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55—456页。
[59]张大可：《史记研究》，《〈史记〉互见法》，三、“互见法正名实，于回护之中不失历史之真”，第293—297页。
[60]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六，《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169页。
[61]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55页，总第1378页。
[62]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诗集》卷十，《李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63]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三十，《李将军列传》，第1页。
[64]姚祖恩评点：《史记菁华录》卷五，《李将军列传》，第198页。
[6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673—674页。
[66]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九，《史论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33页。
[67]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年版，《〈史记〉笔法与〈春秋〉书法》，二、属辞比事，与以互见法开创传记文学，第82—93页。
[68]黄震：《黄氏日钞》卷四七，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673页。
[69]姚祖恩评点：《史记菁华录》卷五，《李将军列传》，第204页。案：鲁实先教授曰：以世家体式书写《李将军列传》，此太史公之微意。
[70]牛运震评点：《空山堂史记评注》卷十，《李将军列传》，第275页。
[71]李景星：《史记评议》，《李将军列传》，第113页。
[72]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世家者，谓世世有禄秩之家，案累世有爵士封国。”第1—2页，总第537页。
[73]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55页，总第1378页。
[74]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三十，《匈奴列传》，台北兰台书局1968年版，第20页。
[75]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21—2页，总第778页。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4页，总第1313页。
[76]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引茅坤曰，第1页。
[77]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引凌约言曰，第20页。
[78]吴见思评点：《史记论文》（第四册），《匈奴列传》，第592页。
[79]钱钟书：《管锥编》，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年版，《左传正义·杜预序》，第162—163页。
[80]范晔著、章怀太子李贤注、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二十五史》本，卷六十下，《蔡邕传》，第20页，总第712页。
[81]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7页，总第1374页。
[82]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二，《平准书》，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54页。
[83]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二，《平准书》，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54页。
[84]焦竑：《焦氏笔乘》卷二，《匈奴传赞》。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76页。
[85]赵汸《春秋属辞》卷八，《假笔削以行权第二》，第1页，总第14801页。
[86]黄震：《黄氏日钞》卷四六，《史记》，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449页。
[87]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史记》卷二十，第290页。
[88]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引茅坤曰，第20页。
[89]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卷十，《匈奴列传》，第285页。
[90]
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卷十六《祭义第七十六》，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版，第16页，总第311页。
[91]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钱仪吉《经苑》本，台北大通书局1970年版，第9页，总第2361页。
[92]焦竑：《焦氏笔乘》卷二，《匈奴传赞》。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676页。
[93]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19页。
[94]同上，第20页。
[95]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引余有丁曰，第20页。
[96]蒋彤：《丹棱文钞》卷二，《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后》。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681页。
[97]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史德》，第221、222页。
[98]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一百十，《卫将军骠骑列传》引王世盍曰，第13页。
[99]以《公羊传》“僖公二年城楚丘”为例。《传》曰：“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卷十，第7页，总第123页。
[100]《公羊传》僖公元年“救邢”，《疏》：“谓虽文不与，其义实与，故言起文从实。”僖公二年“城楚丘”，《注》：“主书者，起文从实也。”《疏》：“谓经文虽不与，当从其实理而与之。”《公羊传》文公十四年“晋人纳接
于邾娄”，《疏》：“僖元年救邢、城楚丘之经，悉是‘实与而文不与’，文与此同。其《传》皆云：‘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第2页，总第120页；卷十，第7页，总第123页；卷十四，第10页，总第179页；卷十六，第4页，总第202页。
[101]黄永武：《中国诗学·设计篇》，巨流图书公司2009年版，《谈诗的密度：用矛盾逆折的语法，使诗句警策》，第93页。
[102]吴闿生：《左传微》，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左传》庄公八年：君子是以善鲁庄公。吴曰：“此所谓诡词谬称，全书皆一种笔法。”第39页。
[103]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一百十，《李将军列传》，第1页。
[104]同上，《匈奴列传》，第4页。
[105]班固等著、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62年版，《二十五史》本，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26页，总第1258页。
[106]姚祖恩评点：《史记菁华录》卷五，《李将军列传》，第198页。
[107]同上，第200页。
[108]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卷十，《李将军列传》，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又，李景星：《史记评议·李将军列传》卷四十九，第113页，论点近似。
[109]姚祖恩评点：《史记菁华录》卷五，《李将军列传》，第203页。
[110]姚祖恩评点：《史记菁华录》卷五，《李将军列传》，第206页。
[111]黄华表：《史记导读》引清张裕钊曰，《李将军列传》，中华文化事业公司1965年版，第14页。
[112]孔广森：《孔检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台北复兴书局1961年、1972年版，《皇清经解》卷六百九十一，第7页，总第9293页。
[113]黄震：《黄氏日钞》卷四七。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673页。
[114]凌稚隆辑校、［日］井范平补标：《史记评林》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引刘辰翁曰，第19页。
[115]何焯：《义门读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四《史记》，第18页，总第179页。
[116]张高评：《〈春秋〉书法与修辞学——钱锺书之修辞观》，载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附录二，第522—527页。
[117]于慎行：《读史漫录》卷三；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678页。
[118]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21—22页，总第778页。
[119]姜辰英：《湛园未定稿》卷五，《书史记卫霍传》；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第678页。
[120]《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30—31页，总第1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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