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字秉用，永嘉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张璁本是一个才能一般的人，按其才学很难有腾达机会，然而明世宗孝敬生身父母的心愿给了他崛起的机会。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病死，武宗无子，最后确定由武宗从弟兴献王的长子孝宗从子朱厚熜继皇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明世宗之父朱祐杭，系宪宗之子，封在湖广安陆，兴献王朱祐杭死后，由朱厚熜袭王位。朱厚熜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人物，他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后，在入宫路线问题上，就与首辅杨廷和产生矛盾，否定了杨廷和提出的入宫路线，坚持要从皇宫正门径直进大殿接受皇位。登位不久，又为其生身父母的封号问题与朝臣发生激烈冲突，从而引发了明代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之争。
朱厚熜由藩王而入承帝位，但并非当然的皇帝继承人。他深忌大臣轻视自己出身不正，力图抬高生身父母地位。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日，也就是他继位后第五天，下令礼官集议崇祀其生父兴献王的典礼，企图用尊重自己生身父母的办法来抬高自己的地位。礼部尚书毛澄向首辅杨廷和寻求此事的处理办法。杨廷和认为，按照宗法制原则，继位必须继统，明世宗应当效法汉朝定陶王入继汉成帝和宋代濮王入继宋仁宗的故事， “宜尊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明史·杨廷和传》卷一百九十）这就是说，明世宗不得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父母，而应当尊崇其叔父明孝宗朱祐樘为生父。
对于这样的处理意见，明世宗当然不能接受，他气愤地说道： “难道父母也可以变更吗？”下令朝臣再议此事，但朝中大臣都拥护杨廷和的意见。世宗见此，多次召见杨廷和，赐茶慰谕，希望他能够改变原议，但杨廷和不听，礼仪问题陷于僵局。
就在帝王与大臣围绕礼仪问题相持不下的时候，极富揣摸心思的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了符合明世宗想法的主张。他说，汉定陶王和宋濮王入继汉成帝和宋仁宗，是在汉成帝和宋仁宗都在世之时， “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而今上则不同，武宗在世时并没有确定世宗为继嗣，只是到武宗死后， “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于宫中者，较然不同。……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明史纪事本末·大礼仪》卷五十）
张璁的疏议，为明世宗尊崇本生父母提供了理论依据，世宗得此奏疏，如获至宝，高兴地说道： “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明史·张璁传》卷一百九十六）世宗当即召见杨廷和，下令“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但杨廷和抗命不从，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达成一个妥协协议： “世宗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
在第一回合交锋后，杨廷和利用手中权力排斥在议礼中意见不同的人，提拔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杨廷和将张璁安排到南京，任刑部主事，使之远离朝廷，并写信道：“子不应南官，第静处之，勿复为《大礼说》难我耳。”(www.xing528.com)
世宗不会满足已取得的胜利，他于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下御札，要在兴献帝、后前面加上“皇”字，杨廷和等大臣坚决反对，他们以慈寿皇太后所发“懿旨”为依据，并将嘉靖元年（1522）正月清宁宫后殿失火与“兴献帝、后”加称“皇”字联系在一起。迷信神灵的世宗只得接受杨廷和等人的意见，世宗的目的没有达到。杨廷和等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他屡持异议，引起世宗不满，杨自己也觉得前景不妙，于嘉靖三年（1524）正月请求致仕乞休。
被赶到南京的张璁当然不会甘心，他看准了皇帝的心思，重新为礼仪而呐喊。在杨廷和罢官回乡前，南京吏部主事桂萼与张璁一道上疏，发表与杨廷和意见相反的主张，要求皇帝“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王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明世宗对此非常重视，但由于这一变更关系“天理纲常”，世宗下令“令文武群臣集议可否”。以吏部尚书乔宇、新任礼部尚书汪俊为首的多数大臣仍坚持杨廷和主张，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执章力论，以为当从众议”。张璁的意见只有少数人附和。世宗非常恼火，一气之下，夺了不少官员俸禄，在这种情形下，汪俊等人退了一步，更议“于兴献帝，兴国太后之‘帝’ ‘后’前面各加‘皇’一字，以备尊称”。奉兴献帝为本生皇考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并且在奉天殿侧别立一室以崇祭祀。世宗对此并不满足，他不正面回答这一意见可否，而是下令调张璁等人由南京回京师集议。
张璁深知皇上用意，继续上疏讨论原有主张，提出“今之加称，不在皇与不皇，实在考与不考”。明世宗对这一建议非常感兴趣，于是在嘉靖三年（1524）三月下令：“本生父兴献帝，本生母兴国太后，今加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并决定在奉先殿侧别立一室，以崇祭祀。这时，张璁、桂萼等人已奉诏赴京行至凤阳，从邸报上看到世宗的上述命令后，又写奏疏，极论两考之非，说： “臣知‘本生’二字，决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礼官之阴术。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辞也，不知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辞也。”主张只认生身父兴献王为皇考，去掉兴献王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张璁等人至京师后，又“复列十三事以上”，进一步征古援今，系统地说明其主张，指斥“礼官欺罔之罪”。明世宗根据张璁的意见，多次召大学士毛纪等人，要求去掉其生身父母“尊称”中的“本生”二字，毛纪等人不从，世宗大发脾气，召百官至左顺门，正式下令： “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朝臣对此极为不满，会朝刚罢，两百多朝臣跪哭左顺门，请求世宗继续尊称孝宗为皇考。世宗一怒之下，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狱，一百八十多人受杖。此后，绝大多数朝臣“顺旨”，明世宗主张顺利地得以实现。
张璁由于在“大礼仪”过程中功绩卓著，深得世宗赏识和重用。召回京师不久，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嘉靖六年（1527）入阁，入阁后，首辅虽是杨一清，但张璁实权超过杨一清，成为实际首辅。嘉靖八年（1529）九月，杨一清致仕，张璁成为首辅。
纵观“大礼仪”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明世宗之所以能够实现其意图，与“崇礼派”努力分不开。张璁可以说是崇礼派主将，从“大礼仪”开始到结束，他都起着领袖作用。善于揣摸帝意的张璁，审时度势，看准了皇帝对“礼仪”的重视，在众人反对的情况下，独持异议，为皇帝实现其意图找到了理论根据，并且根据皇帝的不同要求而不断进行新的论述，达到了与皇权的默契。可以说张璁是一个阿谀奉承的小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顺应潮流、远见卓识的智者。
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内容看来， “崇礼派”与“反对派”的主张都没有对错之分，两派都有合理之处，崇礼派以宗法制度的“孝”为理论依据，而反对派则以“忠”为理论立足点。崇礼派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并非是其道理胜过反对派，而是皇权运行的结果。在专制社会中，有什么能够挡住皇权的淫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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