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研究的重要性：以隋唐时代的中国认同建构为例

新型国际关系格局下，全球竞争的方式和目标已经由硬实力的抗衡转向了软实力的较量。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对国家发展的综合影响，基本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国际社会对于某一国家行为体的综合认知、主流评价、身份假设和相应的言论行动将长久地对该国在国际关系和结构中的国家“社会认同”建构产生影响，进而决定了其融入国际体系的深度、广度和效度；其二，国内社会基于“传统”文化和规范所生成的集体归属感、文化身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节是国家行为体的国家“集体认同”的表现，由此决定了该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目标定位、发展方向和凝聚力。

值得注意地是，国家认同所面对的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和国家认同正在两种对立趋势的夹缝中受到人类群体的质疑：世界“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4]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重构，诱发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作为技术、资本和精英文化全球化表演的现代形式，网络社会所具有的组织网络化、个体原子化、虚拟真实性和时空压缩性等特征，以及网络文化的泛自由化趋势，撼动了各种传统的制度和文化，进而对人类群体的诸多历史性认同造成了侵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亚国家和跨国家忠诚造成的侵蚀力量在不断地对国家的合法性造成威胁：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全球各地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在这一波集体认同的表达浪潮中，集中体现的是各种高度分化的文化群体对文化特殊性的捍卫，以及对全球化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挑战；他们以神教、民族、性别等概念为认同基础，从根本上预示着国家主义的让位和民族国家认同的边缘化。^[5]

虽然国家认同的地位正遭遇着全球化、网络化以及亚国家和跨国家忠诚趋势的侵蚀。然而，不可否定的是，在现行的以“洛克文化”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而且也是最具主导性的竞争单元。^[6]国家认同关乎着国家的合法性生存和功能发挥，进而关乎着国民的安全、幸福和发展。因而，从现实需求看，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问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紧迫性。(www.xing528.com)

“中国”的国家认同建构问题，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提高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这三大现实需求具有高度一致性。对于当代的中国而言，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局面已经打开，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中国市场和资源的巨大潜力，使之成为多元文化主体密切交往、各种文化形式和价值观念对话竞争的新型空间。跨文化和亚文化认同在这个新型空间中不断地与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发生碰撞。文化的碰撞产生火花，也必然带来损耗。重新审视和强调“中国”的国家认同，对于增强“我-他”关系交往中的自我身份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国”身份已然明显，现实经济的国际主导地位也毋庸置疑，但是从国际体系的观念层面看，中国距离“话语权”强国和文化强国的目标尚有距离。提高国家软实力、强化“中国”的国际和国内认同，已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重要议题。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交往的语境下，国家行为体的自我身份意识和“我-他”关系假设主导了一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是国家行为和言论的意义来源。明确“中国”的国家认同，有利于中国对自身的国家利益具有更清醒的认识，进而可以为中国的在国内外事务的行动决策提供意义来源和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