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身份要在社会上行之有效，通常分为：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就民间艺人的社会身份而言，从自我认同来看，不同级别的非遗传承人面对自己的身份时，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一样。如杨家埠村90岁的联合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洛书老先生说：“我一生一世创作这么多东西，末了，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很欣慰，但心里却很沉重。我日夜担心我这些东西怎么传承下去。”[14]这是一位艺人心里背负着某种社会身份而发出的感叹，也证明这是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与使命感。区级年画非遗传承人刻版师杨战军说：“传承人的级别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能用这个手艺来养家糊口，我就去干别的事情，不能为了艺术放弃生活。”[15]在这里，他把手艺看作是生存的手段，对传承人的身份没有背负太多的责任感，对传承人身份也没有太多的自我认同。从社会认同来看，对于乡土社会中的民间艺人，社会角色由半农半艺型的村民到“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艺术大师”等角色的转换，证明这些艺人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接受，并向他者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化以及存在的“必要性”。这些艺人的身份正是通过代表“国家权力”的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得到社会集体的认可，也证明了这些“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所拥有的新时代的文化资本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行为者可以“依靠一整套体制性的活动”[16]获得一种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性利益的获得，它体现了社会秩序中一种发挥作用的控制机制。
非遗语境中，“当某些群体对个体社会认同的积极方面有所贡献时，个体倾向于保持该群体成员资格或者追求获得新的群体成员资格”[17]，说明后现代社会，个体往往需要一个社会身份来确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以及特殊位置，而这种社会身份需要一定的文化资本作为符码来获得社会的认同。从山东杨家埠村和兴永画店店主杨永兴的简历来看，他是潍坊市政协委员、警风监督员，他是村里具备政治身份的艺人，这个身份为他提供了跟市政府人员打交道的机会，从2010—2017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代表国家文化部、省级文化部门和宣传部门去世界各地进行献艺，赢得无数荣誉，这也使他成为杨家埠年画保护与传承主体的后起之秀，及最具国家级传承人竞争资格的艺人。
如果将杨家埠村的年画艺人纳入整个国家的年画领域，这种文化资本的获得显然更加困难。民间艺人从文化资本的获得到社会身份的获得，其间必定充满竞争，甚至是颠倒性的付出。比如艺人要获得文化资本就得花时间花精力，进入某种可以获得文化资本的社会机构去“镀金”，他们还要舍得花钱购置新设备、处理新的人际关系、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认知，这些看上去都是跟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相颠倒的行为，但是它确实是获得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身份所必需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共同构筑了某种特定时间内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如年画传承人杨胜军说：“参加非遗培训、评奖对传承人的益处就是，最起码有职称了，行业内人士也对自己有特殊看法，他们雕版需要的多了，我的生意也有了好转。总之，认识国内做年画行业的人越多，越有利而无害。”这是民间艺人对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最真实的体会。
然而，对于传承人级别、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获奖证书、出国技艺表演机会等的获得，杨家埠普通村民是这样看待的：
采访一：(www.xing528.com)
国家搞非遗保护，说明政府对杨家埠的年画比较重视，跟我们这些不再做年画的老百姓关系不大，继续干这个的，才关注“非遗”，并关注是不是“美术大师”“国家级、省级的传承人”。因为全国各地来旅游的、买画的，往往就是冲着谁的名气大就买谁的。目前村内还在做年画生意的人，都想获得各种证书来证明自己的能力。[18]
采访二：
如果继续干这个的话，评上非遗传承人是有用的，比如前一段时间省里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训，我家没有评上非遗传承人，我儿子即使还从事年画（制作），但也去不了。人家上面规定得有这么个名（非遗传承人）[19]。
通过这两段采访内容可以看出，即使一些村民不再从事年画制作，但他们也能看明白“社会身份”的获得对非遗语境中年画生产者的作用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社会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地域文化集体表征的区隔，也是后现代社会非遗语境中，民间艺人在社会分层、市场竞争、文化参与、艺术生产等“场域”中的实践者与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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