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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基督教会仓门口堂-中国信徒自立的三自教会!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天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天津东门里仓门口基督教会成立于1910年纯属中国人自立的三自教会。1910年6月经信徒倡议,召集天津五个差会所属七处会堂的爱国教牧和信徒百余人,在东门里经司胡同青年会内开会,商讨创办具有规模的天津基督教自立教会。1915年武清县王庆坨镇信徒张子安父子在当地成立“王庆坨中华基督教会”。1919年窦英堂在河东沈王庄成立“沈王庄基督教会”,并附设培英小学校。

天津基督教会仓门口堂-中国信徒自立的三自教会!

天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天津东门里仓门口基督教会成立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纯属中国人自立的三自教会。清朝统治末期,由于政府腐败,备遭列强欺凌,在屡次迫订的不平等辱国条约中,多有保教条款,因而外国教会在全国各地广设教堂传道。

当时天津也不例外。英美等国在津也设立了多处差会教堂,特别是在“庚子”(1900)战争后,外国差会更增设会堂,增加传道人,操纵教政,垄断教权。因之激起了我津许多爱国爱教信徒的不满,纷纷发出摆脱外国差会控制教然,成立国人自立、自主教会的号召,并采取了积极行动。自1899年即有热心信徒发动筹建华北自立会中国福音堂;1901年又有信徒号召成立公益会,以此为建立自立教会的基础;1902年又有信徒和传道人发起筹建自立教。当时虽都做了不少工作和努力,均因多方受阻而未获成功,但对创办自立教会,造成一定的声势和影响。因而在1906年至1908年间又由爱国爱教的传道人和信徒多人继续奔走呼吁,提议建立国人自立教会。1910年6月经信徒倡议,召集天津五个差会所属七处会堂的爱国教牧和信徒百余人,在东门里经司胡同青年会内开会,商讨创办具有规模的天津基督教自立教会。会议决定集款购买美国差会公理会在东门里仓门口设立的会堂成立自己的教会。几经洽商议定,会堂同意出售,房地价款先付一部分,余额随后陆续偿付,全部土地和建筑由自立会接管使用,自立会一切管理、收支、传道等工作,均由华人自办,差会不得参与干预。协议达成后即接管了全会堂,经过稍事修理,于1910年10月19日正式举行献堂典礼,创立了华北第一座华人自立的教会,实现了国人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当时教会门前的匾额为“中国基督教会——华人自立”,因之有“自立会”之称,从而给华北各地开创了自立教会的先声。

仓门口教会本着“三自”精神办理教会,由中国信徒自治、自养、自传。在动议建教会伊始,即组织董事会,教会成立后又组织执事部,并制订各项规章制度,共同处理会务。董事会负责筹措经费、邀请教牧人员、办理及保管教产以及决定教会组织及建设等方面的主要工作。推举热心爱主信徒张伯苓(南开学校校长)、宋则久(工商界名流)、伉乃如(南开学校教授)以及其他爱国教牧及信徒10余人为董事,组成首届董事会,推选张伯苓为会正,执事部职司处理日常事务、接待信徒及宾友、购置保管用具、经管收支、办理文牍等工作。历届执事均系热心爱主的信徒,逐年在信众中推选。

1934年重建会堂后,教会先后按立余聘之、陈洁清、郭砚田为长老。董事部执事部随之改组合成为“堂议会”,由董事、执事、长老及传道人共同组成,统管教会全部工作。直至1958年全市教会合并,机构完全改组。

自立教会的灵性工作,诸如造就信徒、宣扬福音以及主领和安排各项聚会等宗教活动,均由牧师及传道人负责。教会成立后,首任牧师刘广庆(善庭),就任至1915年。离任后,继由王文治(瑞庭)、石子忠、乔知几、刘乾一(德元)、丁宝兴(君直)等先后为牧者。1949年丁牧归主后,由陈彼得、黄良裔、李洁芳等担任传道工作。教会自成立后历年还有女传道多位,担任教会内的姐妹工作。1950年贾玉铭牧师来津,按立陈彼得为牧师。陈彼得和黄良裔在解放后都参加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标志着在新中国教会的“三自”也走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至1958年教会合并,仓口教会组织改体。

自立教会是广大爱国爱教信徒及教牧本着爱国主义精神,脱离外国差会的束缚和辖制而创办建成的,因之大部分信徒及教牧在各次爱国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和活动,尤以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鼓舞下,先后有信徒宋则久、王卓忱、窦英堂等在工商界成立或参加“救国十人团”、“跪哭团”、“基督教救国联合会”等爱国组织。南开学校伉乃如等教授参与声望很大的爱国组织,作反帝爱国先锋。据史料记载:“……王卓忱加入基督教后,脱离商界,奔走于公益事业……。‘五四’运动时期,积极投入运动,站在斗争前列……”又“1921年冬至1922年春,天津又出现了新的爱国团体,名为‘团体代表会’实是‘各界联合会’之继续,常务理事有宋则久、王卓忱、张象东、窦英堂……”又“基督教教徒张国体发起兴办国民生计学校(相当中专),招收贫寒子弟就学,不收学费。”等等。当时工商界宣扬“实业救国”、教育界倡导“教育救国”,爱国信徒则有“福音救国”的口号。可见仓门口信徒早年即孕有爱国爱教的传统思想,并付诸于行动。这种思想在解放后得到发扬光大,赋予了时代精神,引导着教会在新的三自爱国道路上继续前进。

仓门口教会成立时,除主日崇拜定期查经和对外布道传福音等聚会外,还于主日礼拜前设有十几个不同程度的“主日学”班,按系统课程讲解真道,由传道人及执事分别主领,信徒及慕道友均可参加,收获很大。此外,还在学校、工厂、商店信徒家庭设有多处定期和不定期的查经聚会,并曾一度去监狱布道。春节期间有较大规模的新春布道。

仓门口教会自1910年成立后,圣土不断发展,信徒与日俱增,遍布城乡各处。当时交通不便,边远地区信徒前来聚会困难很大。乃有信徒出于爱主至诚,在其家乡献房地、捐款物、设立教会,称为仓门口教会的分会。一面解决当地信徒往返奔走之苦,一面可在各地设堂传扬福音、造就信徒。1915年武清县王庆坨镇信徒张子安父子在当地成立“王庆坨中华基督教会”。1919年窦英堂在河东沈王庄成立“沈王庄基督教会”,并附设培英小学校。1917年何铭周让出其私人住房在河北成立“仁田西里教会”。1921年田质甫等假河东锦衣卫桥私人住房成立教会,抗战时期迁至旺道庄成立中华基督教会。其中西郊王庆坨和河东沈王庄迄今仍有信徒定期聚集敬拜神和祷告交通。(www.xing528.com)

仓门口教会成立时曾设立淑范女子学校,招收女生,授初级文化课,不收学费,并免费供给书籍

自立教会信徒倡议和奉献在城东王串场和西郊卞庄子置地成立两处小型教会公墓,解放后因建房或修路征地,坟墓迁移,教会也再无力筹办,公墓组织也随之撤销。

另经信徒宋则久;窦英堂等的建议和献款,教会也曾动议筹设孤儿院,因限于条件和力量,未能实现。仓门口教会还于1915年联合北京、济南、青岛烟台等处的自立教会,组成“华北基督教联合会”,共同推进发展教会自立事宜。

当初1910年筹建仓门口自立会教会的价款及加价结至1932年全部陆续付清,产权完全正式归属自立教会。原来公理会的会堂已建筑多年又加自立教会的使用,多有损毁,再加圣堂狭窄,已不适应信徒日增的需用,且圣堂临街,聚会颇受嘈音干扰,设置布局也多不适宜,早在酝酿翻建新堂。迨至1932年对分理会之房地价款偿清后,又募集建堂款一万余元,改建后圣堂设于院庭后部,安静肃穆。圣堂内加筑部分二层楼,楼上下共可容400余人。临街建布道用副堂一座,容百余人。前院有两层楼房18间,办公、接待、谈道、会议及工作人员居住使用。圣堂东侧有跨院二层住房小楼一所,房五间。新建会堂共计土地面积1012.35平米,总建筑面积1126.94平米。新堂于1934年建成,当年7月举行献堂礼拜。由会正张伯苓主持,爱国信徒将领张之江的夫人开启殿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李荣芳博士证道。当时在宗教界震动很大。新会堂建筑至今已50多年,虽经1976年强烈地震,也未发现毁损。1987年对圣堂二楼又进行加固,圣台上添装护板更显牢固和庄肃。

1958年根据当时形势,天津教会和全国各大都市教会一样,也合并于四处聚会,(滨江道堂、仓门口堂、浙江路堂及岗纬路堂)。仓门口堂由旧城厢一带的九处教会并成。原仓门口教会的堂议会随之解体,由当时的三自爱国会具体领导教会工作,另组织教会管理机构。时值极“左”思潮冲击,教会事工难以进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会堂被砸占,文件资料洗劫一空,牧师被揪斗,信徒流离失所,教会横遭破坏,全部房屋被占用达10余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拨乱反正,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教会活动。1979年12月首先恢复滨江道堂礼拜聚会,1982年春季开始与占用仓门口堂的单位交涉收回,复由政府协助进行大修。1982年12月12日正式恢复礼拜聚会。随后又陆续成立张然牧师为主任的15人组成堂务委员会,在三自爱国会教务委员会领导下推动教会工作。目前教会有很大复兴。

该教会于1987年经市政府列为文物保管单位,按照规定受重点保护。原仓门口教会传道人黄良裔和原执事孙必昌、闻洁尘于1989年5月由天津教会分别按立为牧师和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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