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分离与农牧冲突的影响-中气象灾史

距今13000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变暖。气候的变化为各种可食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人类食物中的植物性食物比例逐渐增加，采集在人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距今11000年前后，地球出现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温。到距今10000年左右，气候又逐渐转暖。此后，全球气温开始持续上升，到距今6000年时达到高峰。气候的变暖和可食用植物采集业的发展，为植物栽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人们发现和利用野生的植物到对它们重点给予关注和管理，最后发展成为对稻和粟等作物的栽培，原始农业就产生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这些就是农牧共存的证据。

今天的欧亚大陆中部从中国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到欧洲多瑙河沿岸，被一条绵延万里的草原覆盖。这条草原地带位于欧亚大陆的深处，干旱少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草原为生，逐水草而居，历经数千年营造了独特的游牧方式与草原文化。但这种方式与文化并不是自古有之，它是适应于干旱和地势起伏地区环境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才出现。游牧民族的兴起与4000年至3500年前全球性自然环境的恶化有密切的关系。它导致定居农业生产者和家畜饲养者离开日益缩小的可耕地，驱赶着牲畜在草原上寻找暂时的牧场，季节性地迁移，逐渐形成游牧生产方式和游牧民族。

夏商周三代时期，农牧区之间的地域分界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的民族被迫放弃了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恶化，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有理由认为，历史上，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在于迁移权，只有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他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的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都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马镳和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史籍。(www.xing528.com)

伴随游牧活动，整个匈奴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的国家。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世界历史。

农耕区和畜牧区形成后，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农耕民族主要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对外界依赖较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取得了较高的生产能力，建立起相对富裕的社会。这使得农耕民族对周边游牧民族畜产品需求较少、较单一；游牧畜牧业经济自身所具有的“非自足性”，使得他们对中原内地的农耕民族有较大的依赖性，主要是需要农耕民族的农产品。这样，一方面游牧民族急切希望用他们的畜产品与农耕民族进行产品交换，获得他们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和纺织原料；另一方面，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畜产品的需求很少，即畜产品在农耕民族地区没有市场。因此，中国古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产品交流，实际上不过是游牧民族的“一厢情愿”，农耕民族除了对游牧民族的马匹感兴趣之外，并不需要大量的游牧民族急于输出的牲畜皮毛。

自然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于农牧业生产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势的强弱、社会的治乱、王朝的更替乃至游牧人与中原农耕世界的关系。“鸟瞰中国古代史，地主阶级与农民、汉族（农耕区）与北方游牧民族（游牧区）是两对重要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运动，对立与协调、冲突与互补融汇，贯穿着古代历史，从而使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历史相比更具有鲜明的特色。”^[31]

当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旱，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农业王朝必然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农业歉收，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阶级矛盾激化，国势一天天衰微。气候的变冷变干同样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向南部的农耕世界发起攻击，寻找扩大新的宜牧地区。尽管游牧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军事组织才能和人口的数量、素质方面都落后于农业民族，但其强悍的民族性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军事优势远超农业民族。此时，中原农业王朝因国势衰微无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势，弃都南逃，偏安江南，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到封建社会后期，寒冷气候周期延长和寒冷程度加剧，促使北方游牧民族向农耕世界进攻，中原农业政权步步退却，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农耕世界的王朝。

寒冷气候期结束之后，温暖气候期接踵而至，黄河流域气温回升，降水增加，农业复苏，经济发展，国势增强，出现太平盛世。游牧人退出中原，重返这时同样水草丰美的草原世界。两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彼此进行和平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

历史发展，包括王朝的兴衰更迭、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等，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气候的变化只是诱发因素，只能决定其发展的方式、方向、速度和进程。在历史过程中，应该承认气候—生态—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或反馈机制对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秦汉以前，两种文明均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相互间的接触是零散的、间断的。秦汉以后，中原和塞外各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双方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全面的接触关系。游牧民族由于自身经济的脆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南方农耕的经济依附，都促使其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不断南下，大量扩散其文化因子，从而导致中原地区面貌的改变，最终促成农耕文化重心的南移。降及清朝，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大一统的政治环境，游牧对农耕依附的加强，传统农耕区人多地少局面的出现，都促使农耕文化以开拓进取的崭新姿态，前所未有地将文化接触带推到长城以北的大漠地区，以和平的方式交融汇合，蒙古与内地出现了新的一体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