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好议论国家大事，参与议论的有专职谏官和一般官僚，有聚集京城的太学生，甚至有穷乡僻壤的布衣。其中以官僚谏诤最常见，章疏之密有时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神宗时张舜民做谏官才7日，奏疏就上了60封；徽宗时任伯雨做谏官半年，上疏108件；理宗时真德秀居官10年，奏牍达数十万字。以单篇论，数千上万字的长篇已不算稀罕，孔文仲、胡铨、王十朋、文天祥等人的万言策，王安石、苏轼、胡寅、朱熹等人的万言书，都是一时传诵的名篇。
官僚士大夫敢于谏议，君主未必乐于听纳。当双方意见相左之时，矛盾一旦激化，谏祸的发生便不可避免，惟“逆鳞”之毒不及前朝。宋初，太祖忙于开拓疆域，经划大政，没有工夫坐下来从容讲求治道，在纳谏方面无毁无誉。当时赵普曾做宰相，据说他规定臣僚奏对必须先写保证书，保证不“诋斥时政”，方许上殿。后来谏臣田锡就此事提出异议，言路有所放宽。值得赞扬的是，太祖立下“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臣”的誓约，折三矢藏于太庙。（见元俞德麟《佩韦斋辑闻》卷一）以后各朝基本能遵守这一祖规，不杀大臣及言事得咎者，从而为诤臣提供了生命保障，无形中鼓励谏诤。
太宗以弟继兄，即位后经常与臣僚谈论治道，对唐太宗的纳谏事迹深为敬慕，下诏求直言，放宽对上书的规定，允许下级官吏直接上书朝廷。端拱二年（989），敕建开宝寺11级宝塔落成，塔高36丈，建造历时8年，耗费巨大。知制诰田锡上疏说：“众人看这座塔金碧辉煌，依我看都是百姓的膏血涂成。”太宗意外受批评而未动怒。
宋太宗想做唐太宗，下面就有人想做马周。知制诰胡旦嫌位卑官小，用别人的口吻撰写了一篇疏章，指责宰相李昉失职误国，表示自己有志澄清政治，可以担当宰相大任，同时推荐自己所结交的数十人，说个个都有公辅之器。他让身边书吏翟颍化名“马周”，以“翟马周”的署名，击登闻鼓将疏章呈上，致使李昉罢相。后来事情真相被开封尹赵元僖查明。端拱元年（988）二月，太宗下令将翟颍杖脊黥面流放海岛，禁锢终身；胡旦贬为坊州司户参军；与胡旦相结的工部侍郎赵昌言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盐铁副使陈象舆贬为复州团练副使，度支副使董俨贬为海州司户参军，右正言梁颢贬为虢州司户参军。这是太宗时期最严重的一次疏谏祸。宋代士大夫特别珍重科举同年（即同榜）的缘分，胡旦等人以这层缘分关系亲密，经常在赵昌言宅中聚谈到深夜（时人有“陈三更”、“董半夜”之谑），显露了私结朋党的形迹（学者或称之为“同年党”）。太宗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不仅是惩戒上书狂妄，而且是有意打击朋党。胡旦诸人与宰相赵普作对，赵普在这一案件中起了关键作用。
真宗也时常下诏求直言，却不见诚心纳谏的事迹，因言获罪的倒不少。如：咸平初年，开封府推官陈尧佐因言事切直，贬为潮州通判；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石待问因所上时务策“恣为矫诬”，贬为滁州团练副使；天禧三年（1019）五月，左谏议大夫戚纶坐“讪上”罪，贬为岳州团练副使，改和州；开封府仓曹参军魏瓘，因门人魏纲上书非议“天书”，受连累罢官，魏纲流放海岛。
所谓“天书”，完全是真宗及其佞臣玩弄的自欺欺人的把戏。真宗骄奢好事，又迷信道教，为了东封泰山便预造灵异，几次对人说梦见天神，说天神预言有“天书”下降。不久，果然在左承天门和功德阁上相继发现黄帛写成的“天书”，大致是一些奉承真宗的话头。既有“天书”下降，群臣自然上朝祝贺，传扬出去轰动全国。这些其实都是佞臣王钦若、丁谓之流迎合真宗导演出来的假把戏，众人心知肚明，只是不说破罢了。宰相王旦德高望重，真宗唯恐他多嘴，便单独召他饮宴，离去时赐给他一樽御“酒”，叫他捧回家中与妻子分享。王旦回宅发现竟是满满一樽珍珠。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从此乖乖参与“天书”、封禅等活动。
在历代君主的拒谏记录中，宋真宗的樽珠封嘴真是超水平的创造，从此他可以放心地封泰山、祀汾阴、求灵芝、造“祥瑞”，穷极奢侈而不必为谏诤烦恼。龙图阁待制孙奭接连上疏反对“天书”活动，发出“上天不可欺，下民不可愚”的警告，无奈孤掌难鸣，分毫不起作用。真宗让他嚷去，落得“优容谏臣”的好名声。
仁宗也有“优容谏臣”的名声，甚至被认为是历代君主中“最纳谏”的贤君。袁枚《与杨峙塘书》：“三代以后，宋仁宗最贤，最纳谏，其时谏者殆无虚日。”但又说，“及考其章疏，率皆沽名徼讦，无关政体。”庆历四年（1044）夏，开宝寺内的灵宝塔被雷电击毁。时当盛暑，谏官余靖汗臭满身匆匆入奏，就塔毁之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话说得急，又逼近御座，唾沫星子直喷在仁宗脸上。仁宗不怪罪他，回到后宫才发了几句牢骚。殿中侍御史唐介生性执拗，经常大惊小怪，仅据道听途说便对朝政横加指责。皇祐三年（1051），唐介不负责任地上疏参劾宰相文彦博，说他奸邪，靠巴结张贵妃而得相位。仁宗发怒，不愿看他的奏章，扬言要贬逐他。唐介自己拿起奏章宣读完毕，声称自己为忠义所激，下汤锅也不怕。仁宗即时传来宰执大臣，下令把唐介交御史台治罪，经众人劝解，改贬为春州别驾。有人说处分过重，于是改英州别驾。仁宗怕他在路上出意外，特派宦官护送，次年便召为秘书丞。当时唐介的谏诤事迹传遍天下，仁宗也得到宽容的名声，梅尧臣作长诗《书窜》歌颂。
但仁宗也有不宽容的时候，比如亲政之初因废后事件贬逐范仲淹等人。当时仁宗迷恋尚、杨二美人，纵欲过度而致身体虚弱，殿中侍御史庞籍、左司谏滕宗谅以此为谏，坐“言宫禁事不实”分别贬官。此外，同安县尉李安世因上书批评朝政而下狱；监察御史里行孙沔上疏请宽免李安世，又请仁宗每日上朝，结果贬监永州酒税。
英宗在位仅3年，而有热闹非凡的“濮议”，即濮王追尊之争。(www.xing528.com)
仁宗无子，晚年立濮王（仁宗从兄赵允让）之子赵曙为皇子。赵曙继位（即英宗），照例要尊崇亲生父母，此时濮王及其二夫人、一县君（即英宗生母任氏）早已去世。追尊首先面临称号问题，群臣对此意见不一。宰相韩琦和参知政事欧阳修认为英宗应称濮王为“皇考”。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和监察御史吕大防等人则认为英宗既已过继于仁宗，就是仁宗的嗣子，不该称生父为“皇考”，而应称“皇伯”。“皇考”、“皇伯”称号不同，追尊的典礼等级便有差别。双方引经据典，争论激烈，都当作天下第一等大事，谁也不肯退让。英宗的意愿当然倾向于韩、欧，但自己不便出面裁决。后来便由太后下诏，宣布英宗称濮王夫妇为“亲”（父母亲），濮王夫妇分别追尊为帝、后。这意味韩、欧一派的主张被采纳。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人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非常气愤，竟缴还御史告敕（委任状），各自在家等候处分，以掼乌纱帽的方式表示抗议。英宗发还告敕，命三人到职办事，三人抗命不从。英宗生气了，传旨吕诲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范纯仁以原官通判安州，吕大防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时为治平三年（1066）正月。
三月，附和吕诲这一派意见的同知谏院傅尧俞贬知和州，侍御史赵鼎、赵瞻分别通判淄州、汾州。三人刚从辽国出使回来，见吕诲三人受贬，便自动停职居家待罪，拒不上朝，因此遭贬。
历时半年多的“濮议”是一次特殊谏诤事件，当事的宰相和御史各为一方，争宗庙名分和祀典等级。今日看来颇无谓，而当时双方争得那么认真，失败的一方竟不怕贬官，甘愿受罪，北宋官僚的好谏敢诤于此可知。
神宗一朝的谏诤焦点是变法问题，保守派上疏反对新法因而贬官的不计其数，著名的有参知政事赵抃、御史中丞吕公著、起居舍人范纯仁、知谏院李常、唐垌及御史钱
、程颢、张戬、王子韶、刘挚等，得祸之重则无过于前文所叙郑侠。
哲宗时的重大谏诤多属党争，已具前文。此外影响最大的疏谏事件是发生在元符二年（1099）的邹浩案。这年九月，哲宗册立贤妃刘氏为皇后，原先的孟后受章惇等人诬陷于3年前被废。右正言邹浩上疏极谏，认为哲宗废贤立宠，有损盛德，劝哲宗停止册礼，另选贤族。哲宗为之震惊，章惇乘机下石，于是邹浩削官羁管新州。友人王回为他筹办行装、安顿老母，为此受连累被废黜。
徽宗一朝谏事多与其荒逸奢靡有关。奸臣蔡京倡“丰亨豫大”之说以迎合，导之享乐。他性好游玩，经常轻车简从出游街市、郊野，甚至在外过夜。起初众人不知道，后来蔡京上谢恩表，内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的话，方才泄漏天机。蔡京的表文登载在官方邸报上，人们到处传说议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都不敢直谏。宣和元年（1119），秘书省正字曹辅鼓足勇气上疏说：“陛下身负宗社重托，竟玩安忽危到这个地步！万一遇到不逞之徒袭击，陛下虽然有神灵护佑，已是损威伤重，何况还有臣子所不忍言说的情况呢！”徽宗得疏，出示宰相，令曹辅到朝堂接受审问。太宰余深发问：“你是小官，怎取轻议大事？”曹辅答道：“大官不说，所以小官说。”一向诱导徽宗玩乐的少宰王黼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问身边的官员：“有这回事吗？”左右顺着他的口气，都推说未曾听闻。曹辅气愤地说：“这事小民百姓都知道，相公却不知道，朝廷还要宰相做什么？”王黼恼羞成怒，叫曹辅写供词。曹辅操笔写道：“区区之心，一无所求，爱君而已。”最后被编管郴州。
徽宗总是玩乐不够。他听信道士妄言，在禁城西北隅筑造一座方圆10里遍布山水楼阁的艮岳（初名万岁山）勔，派朱等人四出搜求奇花异石装点景致。于是官吏到处骚扰生事，东南百姓深受其害。淮南转运使张根上疏痛述征求花石之弊，王黼之流从疏中找出潦草字迹，以“傲慢不恭”的罪名把他贬到信州监酒税，既而贬濠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太宰余深也因陈奏福建贡花果妨害民生，被贬为知福州。
花石之征直接点燃了方腊起义的熊熊烈火。御史中丞陈过庭上疏说，只要斥逐蔡京、王黼，“寇”自然消散，劾朱勔父子罪大恶极应予正法，后又疏请废止各地进献花果的陋规。王黼衔怨构陷，把陈过庭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此外，王黼、童贯倡议联金灭辽，朝散郎宋昭上书反对，并请求诛王黼、童贯，为此被除名编管岭南。前此，太庙斋郎方轸上疏论蔡京奸恶，谓蔡京当权以来，天下因建言获罪者不下万人。蔡京进札自辩，方轸被削籍编管岭南，事在大观元年。方轸后被放还，政和中又因言事被编管永州。
北宋末年可谏之事很多，然而在庞大的官僚队伍中，直谏事件寥寥。南渡以后，重大谏事多与权奸有关，已见前文具述。高宗、孝宗重视纳谏，建炎、绍兴间求言之诏多达11道，为历代帝王之最，孝宗也有8道。通观南宋诸帝，大都循循谨谨，本身可谏之事不多。偶有拒谏加罪的记录，事非重大，无庸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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