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方志编纂及保管

完成上述流程之后，志书进入刊刻和保管阶段。志书是官修志书，为一方公器，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对许多问题具有盖棺论定的定性作用，修志者往往较为审慎，“志之不可不慎”^[44]，尤其是《人物志》中所涉是非曲直的评价部分，更为谨慎，“志人物，考古易而征今甚难，以近事多凭传说，非尽有载籍可稽也。若仅取家传行述，出自子孙之口者，秽琐称引，最是史家陋体，而区分流品，出自乡评，虽公亦僣易滋多口，二者交讥，而新志人物不得不慎之又慎矣”^[45]。

清代，湖北许多州县为避免人为篡改志书内容，重申志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新修志书详为登记卷数、页码，并派专人看守志板、志书等，形成较为严格的贮藏制度。如乾隆《枝江县志》志成，登记页数，以防作伪，“郡邑志书往往残缺，失次者皆因奸伪之徒，乘新旧官交代之际，抽换窜掇，愈久愈失其真，是编于每卷末记明页数，以防作伪，并将此书先后交代明白，以垂永久”^[46]。康熙《京山县志》将志板数量、字数等载册登记，对私行篡改者，追究当事人责任，“书成计板若干、字共若干，藏县库载册，倘有假借刷印，因而私行镌改者，责在典守，严加究□”^[47]。乾隆《荆门州志》不仅统计了志板页数、志书字数，还特别强调如有篡改，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进一步明确志板管理，“书成计镂板八百三十七块，镌字二十四万八千六百，备书于册，板片掌之原办书吏，藏之州库，倘有借刷印之名，因而私行改录者，责有攸归，在所必究”^[48]。(www.xing528.com)

清代湖北方志编纂从聘请贤才、创设志局、资料搜集和整理以及撰写、裁定、刊印、志板管理等环节皆有严格的制度和规范的流程，体现了清代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志书编纂机制，是清代湖北方志成就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