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和整理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后，方志便进入撰写阶段。清代湖北方志撰写大多设有主纂、协修、分纂、校对、分校等名目，有着明确的分工协作机制。同治《续辑汉阳县志》，总纂为王柏心，分纂为王远翱、曹禧珍、吴传灏、张行简等四人。光绪《应城志》设有主纂一人、分纂六人。光绪《沔阳州志》设总纂一人，而分纂达到十五人之多。
采取多人协作分工的撰写方式有利于发挥个人所长，加快志书完成进度，成书更为便捷。宫梦仁在修《巴东县志》时讲到：“顾志集于众美易，成于独造难。”[28]黄义尊也总结众人分工修志的经验：“盖未有不资众手之长，集群才之力，勒成一书，遂得完备者也。邑志，亦史之支流，何独不然。吾邑之志仗诸同人协心共济，参互考订，相与有成，其勤劳皆有不可没者。志《方舆》《风土》则有乔君松升，志《秩官》《军制》则有朱君彤峰，《艺文》则张君醇斋，《建置》则秦君晓园，《名胜》《列女》则严君大峰昆季，《人物》则李君澹斋，《赋役》《学校》则陈君洪斋、邓君龙川暨侄惇斋，至各类有所去取，则孙君煦堂互相商质，其分析体例，裁酌部署，为力居多，而司铎崇阳王公淹雅明决诸凡得所咨度焉。盖博采旁搜，校核精密，各抒所见，各展所长。”[29]
但众人合修的弊端亦较为明显，协修者在修志体例、内容取舍等方面存在风格相异、歧见不一、相持不下的情况，矛盾较多，颇多抵牾之处，反而不利于志书的纂修。
兴国州人周旋，富有史才，参与本地州志编纂，然而因为人孤峭，与局中同事意见不合，愤而退局，“周旋，字履元，尊贤坊人，雍正元年拔贡生，所学尤邃于《易》，著有《斫窗新编》四十卷、《杜诗梦》六卷、《沙鸥集》四卷，皆卓然可传，性孤峭，不能谐俗。八年，大府聘修《湖广通志》，不就。与修《州志》，甫三月，与同事不合，掷笔告退”[30]。
雍正八年，英山知县赵宗炅设局修志，而诸家意见不一，加上主官去任，修志之事遂止，“雍正八年，平越赵公曾设馆修葺，会除寿州牧，未及成书，因舆论不协中止”[31]。
光绪年间，潜江县修志，刘恭冕曾为主纂，而分纂诸人意见纷纷，是志也为人所讥，“统观全书，虽有二十卷之繁，而寒俭特甚，旧闻轶事漏载殊多。频年遭水，既苦文献无征，又无人负网罗之责，以故寒俭如此。不特寒俭而已，芜杂荒率鄙陋诸弊均所难免。盖总纂初本属之刘叔俯先生，先生经学湛深，果出其手，当有可观。不料到局日浅，去不复回，分纂诸公七手八脚，罔识著述体裁。明府但知好名，毫无学识，既无人总其成，又急欲成书，遂至成此笑柄”[32]。(www.xing528.com)
枣阳县志自乾隆二十四年甘定遇主持纂修后，至咸丰朝已九十年未能重修。究其原因，除经费难以筹集外，而纂修者意见难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邑志之修已阅数载，所以未就者，意见各殊，而赀财不递耳”[33]。
并且诸人合修，往往官职称谓不一，“各传出自旧志，秉笔者原非一人，称名称公，体例参差”[34]。陕西学政、孝感县人武之亨认为新修志书质量不及旧志，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合纂所致，“世之志所以不逮古者，古之志出于一，后之志出于分。一则是非定，分则议论滋凭爱憎为取舍，立意见如城府，泛则讥其不根，严则因而贾怨”[35]。
志稿完成后，交由专人校对和誊录，并呈送地方主官和更高层级的官员审阅，对方志内容的真伪、体例得宜等进行鉴定、裁定，而后方能定稿成熟，印刷刊行。同治《远安县志》历经十二月成书，交知县郑燡林鉴定，“阅十二月而稿脱，转报司马，司马曰：‘真’，遂灾枣梨”[36]。乾隆二十九年，誊抄《通城县志稿》毕，先后交由知县和学政鉴定裁核，“爰遵誊清，稿呈送明侯鉴裁，转赍学宪仰核”[37]。顺治十七年，孝感县志稿成，次年由学政核查，并予以订正，“庚子九月，受简于夏君九夔之墅，浃月而脱稿。辛丑正月复裁于督学，订于沈君”[38]。道光二十八年，知县俞昌烈主持纂修《黄冈县志》，志稿交由汉黄德道陶梁[39]、知府祁宿藻[40]裁定，“自四月开局，五阅月而蒇事，余更请道宪陶公、郡宪祁公加裁定焉”[41]。
一般来说，地方官很少彻底否定一部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邑中盛举”。但也有一些方志，经地方长官裁定后，认为未合体例，内容缺漏，而被废弃不用，成为“废志”。乾隆三十一年《竹山县志》，皇甫枢、尹一声纂修。郧阳知府王采珍以该志体例未合，废而不用，“乾隆甲午，本府大守王公终以其格调规模与志体欠吻合，檄县重订”[42]。乾隆三十八年《竹山县志》，彭悦桂、邓光仁纂修，知县常丹葵以其“书不刊布，如露之在花间，见晛则消耳”[43]，价值不高，也废之不行，后散佚。作为官书，地方官员对其在内容、体例等方面进行整体把握和鉴定审查，是地方官履行文化职责的必要，有助于提高地方志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但这种层层审核往往也造成了许多方志的独特性和价值性遭到人为“阉割”，甚至废弃不用，以致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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