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乃一方之志书，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历史承续性以及明显的资料性，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自然地理等内容知识，是反映一方地情的重要文献，被誉为“独特的地方百科全书”[1]。地方志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传统社会认为方志有“辅政资政”“国史取裁”“弘宣风教”的功能，有助于统治者对地方乃至全国的治理，“万里河山，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王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图籍机权，莫先于此”。[2]故而，官员莅任一地，则尽力搜罗和参阅当地志书，成为一种惯例，“入属境，看须知，览志书”[3]。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也十分重视地方志，认为“方志是保存社会史料的渊薮……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看重于方志的研究、整理，想要编写一部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比较完整的中国通史是不可能的”[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对方志的功用认识充分且成熟，并以“资治、存史、教育”概括之，尤为重视地方志的编纂与研究工作。地方志纵述史事，横陈百科，与国史、家谱并称为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5]，其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借鉴价值受到充分重视。
湖北方志文献编纂历史源远流长，《禹贡·职方》和《山海经》以及专门记载湖北史事的楚《梼杌》被一些学者视为湖北方志的源头。[6]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湖北方志数量逐渐增多，体例内容较为丰富，涉及地理、风俗、人物、物产等。其中，记人的志书有王璨《荆州文学记官志》、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记地理类的有盛弘之《荆州记》、郭仲雍《襄阳记》、袁崧《宜都郡记》；记载风俗物产的有宗懔《荆楚岁时记》、薛季宣《武昌土俗篇》等。至隋唐时期，图经大为盛行，如《汉阳郡图经》《复州图经》《襄州图经》等，发展为当时的主流志书，奠定了后世方志发展的基础，为方志体例的成熟做了准备。宋元时期，方志内容日益丰富，增加建置、物产、艺文等门目，体例趋于成熟、系统与定型。由于中央王朝和地方官员的重视，以及地方士绅的积极参与，这一时期湖北方志数量较为可观，种类也比较丰富，出现修志热潮。顾宏义《宋朝方志考》[7]考述两宋时期湖北修志达75种，《金元方志考》[8]指出金元时期湖北编纂方志有8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寿昌乘》《富川志》《下雉纂》《均州志》《施州图经》等，惜皆不传，今仅存《寿昌乘》残卷。明清时期，湖北方志走向全面辉煌，其中明代湖北编纂各类方志有217种，清代修志事业更为鼎盛，方志数量尤为宏富，达到405种，是全国志书编纂数量较多的省份之一。明清湖北方志涵括通志、府州县志、乡土志、道志、台志、土司志、山水志、寺观志等，种类齐全，理论成熟，名志迭出，如海内三大名志之一的童承叙《沔阳州志》，富有特色的颜木《随志》，特别是近代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主纂的《湖北通志》，达到了当时修志的最高成就水平，在方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由于预备立宪、观察民风需要，清廷命各地编纂乡土志，呈报地方实况，开展乡土教育，具有地方教材性质的乡土志在清末发展迅速。这一时期湖北编纂有《黄冈乡土志》《黄安乡土志》《松滋县乡土志》等多种乡土志，是研究晚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重要历史资料。民国时期，虽然政府先后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指导和推动各省县修志工作，但由于战事频仍、经费困难，湖北方志编纂并不兴盛，许多地区未能实际开展，仅有20多种，而现存数量尤少，只有8种。[9]民国时期所修方志一改传统社会“重人文轻经济”的弊病，增设实业、金融、交通、民族、宗教等内容，突出民事、经济等内容，编纂方法和体例在继承旧志的基础上也做了相应的变革，制图方法更加合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时代进步性。(www.xing528.com)
湖北方志源远流长，数量宏富，种类齐全，尤其是清代方志，不乏上乘之作。然而，目前学界尚无一部系统、全面探究湖北方志发展源流、存佚数量和组织编纂状况的专著，已有专文研究从单一的某方面加以探究，缺乏多视角、深层次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待加强，与浙江、湖南、云南、北京、河南等地区的方志研究水平和成果数量存在较大的差距。本书拟以清代湖北方志群兼及清代以前和民国方志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文献学和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勾勒湖北方志群编纂源流及其存佚概况，分析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的体例创新、内容价值和志体流变等，以期对清代湖北方志有一个全面、整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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