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我与童坦一起去北京民盟中央社会学研究会拜访潘乃穆。与此同时，与教育部一司文科处处长谭东晨和魏亚田同志谈社会学建设和教学问题。谭东晨也是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是我的老学长。魏亚田是从南开大学调来教育部的，都是熟人，而且热心支持社会学专业的开设。老谭告诉我，开一门课好办，但要建立新专业就得办手续，教育部批准才行。我又拜会了社会学研究会的王康、潘乃穆。时社会学研究所已成立，费孝通任所长，王康任副所长，陈道为党委书记。王康在介绍社会学发展计划时说，5月份要举办社会学讲习，我随即表示要报名参加。王康问：“你多大了？”“48岁。”“不行！不行！我们是培养青年人的，你太大了。”我坚持说：“一定要参加！”潘乃穆也在旁替我说话，中青相结合嘛！王康没再说什么，后来我接到了参加讲座的通知，开班后我发现，我并不是班上年龄最大的。
1980年5月25日，我去北京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报到。次日讲习班就开学了，费老讲了有关社会学恢复情况的第一课。
这个讲习班计划招学员40人，可是开班后，在北京的学校、机关和研究单位闻讯前来听课的人不少，最多时有近百人。光在国务院一招吃住的就有四十来人。现在我还记着其中34位学员的名字：
另外还有张仙桥、薛寅和潘乃谷。前两位都是解放前社会学专业毕业的，潘乃谷是费老的助手，也做些班务工作。费老时常来班上指导工作或听课，有时还作翻译。王康就住在招待所，管理日常教学。我是第一学习小组组长，杨永磴是副组长。杨晓英与何炳济都在这个小组。北京还有一些人专程来听课。
5月27日—31日来讲习班讲课的有老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文藻、杨堃、吴泽霖、张子毅、全慰天；有北大历史系教授张之年；有社会统计学家戴世光；有《人民日报》总编辑汪子嵩；还有杜任之和陈道同志。
6月2日香港中文大学的李佩良和刘创楚两位先生来班上与大家见面。6月3日至6月30日，他们分别讲授了社会调查、统计方法和社会学概论。(www.xing528.com)
7月1日，医学科学院的吴旻教授讲优生学；7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副秘书长讲宗教问题；7月3日，费孝通讲社会学历史；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李有义讲西藏问题；7月7日，北京经济学院袁芳讲劳动就业问题；7月8日，费孝通继续讲社会学的历史。
这期间于光远同志来班上讲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一上来就说：“你们过去几周学了‘洋’的社会调查方法，现在我给你们讲点‘土’的。”于光远在1949年曾经出版过一本《社会调查》的小册子，是用传统方法作社会调查的行家。
7月11日—30日，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两位教授叶尼瓦萨（Jiri Nehnvajsa）与豪尔兹纳（Burvart Holzner）给我们讲“社会学为现代化服务”。
讲习中还增加了一些新学员，如华中工学院的十几位教员、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潘允康和周路、商学院的林秉贤。我被选为班委，既要负责班上的事，也要关心有关社会学建设的事。另外还要研究《社会学概论》的编写和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和将要举办的研究生班的事。
从讲习班回来后，我将《组织起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一文进行了修改，把题目改成《关于社会学及其研究对象》，发表在《南开学报》1981年第1期上。同年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把题目又改为了《谈谈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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