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论述史评原则

除评价历史人物外，《吕氏春秋》对历史事件也有诸多评论。在这方面，它有许多方法论上的创建，显示出了朴素的辩证观点和探求事物本质的愿望。如《荡兵》篇云：“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这种福祸相倚的思想正是明显的辩证思想。《长攻》篇还据此来批判历史上的不实之评，其云：“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这是说，世人往往偏爱成功者，将所有的光环都加在他们身上，而对失败者，却恰好相反，将所有的污水都泼向他们，以此来证明他们该亡，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这一认识，在历史认识论上有重要价值。又如《似顺》篇中提出：“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所以，“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为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它举了荆庄王伐陈的例子：

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这个例子正说明，凡事不能只看表面，而应从其具体条件出发，经过分析认识其本质后，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闪现理性之光。

然而，也有人指责《吕氏春秋》在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中有复古主义的倾向，理由是《长利》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悦，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协而耰，遂不顾。夫为诸侯，名显荣，实佚乐，继嗣皆得其泽，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然而辞为诸侯者，以禁后世之乱也。

这段话，颇有今不如昔之嫌，因为伯成子高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显示了对前世的赞美和对当世的不满，而《吕氏春秋》对其言行却又表示赞同。这看似有复古的倾向，但事实并非如此。吴怀祺先生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中讲道：“研究诸子历史观点时，当知其言，还要知其所以言，弄清他们的真实理念。如关于‘先王’的观点，不能一看见赞美先王的言辞，就断定是一种复古的倒退的思想。”^[9]《吕氏春秋》引用上述事例的落脚点实际上在于最后一句的“禁后世之乱”，它的目的是要为现实服务，其用意无非是劝导统治者把天下当作天下人的天下，不要那么贪婪、残暴，以防造成天下大乱。它实际上是希图借用古代的经验来弥补当今的不足。在我国古代，从孔子起，许多哲学家都把这个方法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孔子就“信而好古”，颜渊问他应当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始。”^[10]这里所提及的都是古代，但却并非提倡完全回复到某一个具体的上古之世，而是要采前朝各代之长而避其所短。这一扬一弃之间，一种新的理想体系便已生成，虽然它仍披着“古制”的外衣，但其整体内容却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种托古实际上是一种创新。《吕氏春秋》的“褒古”亦是如此，这种“古”其实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只因它被冠以“先王之世”的名称，才被认为是“古”，因此，这种赞扬古代的做法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附和众人的理想心态，其最终目标仍在于改善现实社会，促进历史发展。

总而言之，《吕氏春秋》对历史进程的认识比较接近实际，它肯定了历史是自然发展变化的产物，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人而非天命，历史的发展是有法则可循的；同时指出对历史的评价应摈除成见，要全面地看问题，等等。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吕氏春秋》的历史思想中还是有些违背历史事实的观念，如《当务》篇将民间起义领袖跖称为“盗”，并对其言论不屑一闻，这主要是因为以跖为首的起义者触犯了《吕氏春秋》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然而，类似这种情况在此书中毕竟是极少数，总的看来，《吕氏春秋》的历史思想中还是以积极成分居多。

（原载《吕不韦与〈吕氏春秋〉》，西安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www.xing528.com)

[2]《吕氏春秋·恃君》。

[3]《孟子·离娄》。

[4]《吕氏春秋·贵公》。

[5]《吕氏春秋·不二》。

[6]《吕氏春秋·圜道》。

[7]《吕氏春秋·恃君》。

[8]卢文绍：《书〈吕氏春秋后〉》。

[9]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10]《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