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的全面解读，本书认为当代艺术博物馆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被动的展示环境，而是一个由建筑空间、展品和观众共同营造的艺术生产场地和创作场所。一种特殊的展览空间的设计总是和一定的批评“话语”密切相关，甚至可以看成是“话语”的空间化。因此展览空间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艺术品的容器，展品布置、展览空间的设计都成为展览艺术评论的发生场，因此，建筑本身成为艺术品，展览空间流变为展示思维结晶的思想—空间。
空间即展品。当代艺术的展览空间不再是中性的、匀质的艺术品展示背景，许多当代艺术博物馆或美术馆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当代艺术中，通过新颖的造型、独特的展示空间让其自身成为一件当代艺术作品，如蜂巢造型的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当代艺术媒介与当代艺术空间的联动、相互兼容、相辅相成，二者彼此共生，艺术于此获得新生，而空间也进而变成展品。一个主体性展览本身就是一件作品，一次经历，一部电影。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向那间古老的“好奇屋”发出挑战，不再是炫耀私有财富的场所，而是真实社会的拟像，一个生长的空间。
展览即艺术作品。博物馆中的展览不再是过程的结果或“大结局”，而是策展人、展品与观众共同完成的一件艺术作品。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逻辑不再仅仅是对作品的排列组合，而是昭示了对艺术作品的再创造和对过去和当下艺术现象重新思考。
展场成为当代艺术现象集合化的呈现，是一种“催化剂”，震荡和扩张了日常的意识，使观者与当代艺术作品更为直接地互动，引发观众对当下艺术现状的思考。布展方式、观看机制、艺术体验方式都发生转变，一方面紧密联系起艺术活动的创造者与参与者，另一方面消解了观众与展品的主客体关系，使得在传统艺术博物馆展览中建立的观众、艺术家、策展人的权力关系在当代艺术的展览空间被重新部署，使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也发生更意味深长的对话。
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性质的转变，展品与展场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不但建筑可以“盛放”展品，展品也可以“界框”和解释展场，给展示空间以新的含义。博物馆建筑空间与展品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展示空间为艺术品的创造和展品布置提供了空间上的参照体系与可能性，而展品布置的潜在需求又不断拓展博物馆空间构成的多样性，推动其更好地适应不同展出的需求。美术馆空间使大多数的绘画作品和装置艺术展品对展示空间产生出适应性，这些艺术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就会被作者在自觉、不自觉中将美术馆的展示空间作为创作的参照，所以这类作品具有完整的表现力，与现有的展示空间产生出良好的适应性。
艺术史家巫鸿认识到展场的历史变革在当代艺术展览中的重要意义，并在其著作中指出特定的展场决定了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1]，目前，许多当代艺术家会根据参展场所的空间体量来量身创作作品，长时间以来，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主要的功能是作为展示对象的容器，为观众提供参观艺术品的场所，为展品提供一个得以呈现的场所，展品和空间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设计师佩里（Peli）与埃森曼（Eisenman）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主张展品应当积极地介入展示空间，创造展品与空间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关系，展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艺术观念。他们强调在展品的表达内容涉及对空间的探索时，展品可以塑造展场的性质，甚至重塑展示空间的场所特征与精神，从而为观众创造不同的空间体验。可见，在当代艺术展览中，展品与展示空间更多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共同为观众营造适合展览主题的展示场所。
当代艺术展览不再是策展、布展的一个结果或“大结局”，不再强调为观众线性表现艺术发展脉络，或者集中表现某位艺术家的艺术成就，而逐渐成为策展人、艺术家、展品与观众共同创造的一件艺术作品，是一件文化-艺术装置，因此当代艺术展览不再急于给观众呈现答案，而更多是围绕当代社会现象与艺术发展现状提出疑问与思考，简单罗列一下近几年中国大型当代艺术展览的主题：“何不再问”“排回巡演”“都市营造”“城市快客”“亚洲时间”“天人之际”等便可发现中国的当代艺术展览早已超越了传统展览中作品陈列的层面，是以当代艺术展览为撬板，对当代艺术、哲学、社会的全面思考，是艺术家、策展人、观众、共同探讨问题的大课堂。与中国传统艺术展览不同的是，在这个课堂中“权威”逐渐被消解，不再强调“标准答案”，共同的思索与疑问更值得鼓励。
当代艺术展览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装置其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对当代艺术观看机制以及社会现实新的思考。正如汉斯·贝尔廷所言：“艺术博物馆必须综合双重功能，保持（或者开始成为）独立机构，同时成为一个新的批判平台。”[2]当代艺术展览并不仅仅是一大堆理论话语或形式语言的堆砌，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审美意义和思考力量，进而让我们重新政治性地审视现实生活。在当代艺术展览中，展览空间作为一个“冷身体”，其中的展品与展览是热的言语和叙事，观众的体验是作为丈量作品的尺度，因此这个“冷身体”是通过展览让观众如同血液般在其体内移动循环，测试空间、作品和观众能否“言行一致”。(www.xing528.com)
当代艺术展览以进行式的状态参与当代艺术活动，它是正发生的一系列艺术现象的集中性呈现，同时它本身也是艺术事件本身；它不仅是当代艺术史的外在表述方式，同时本身也是艺术史书写的方式。正如学者周宪论述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艺术史作为一种历史叙述并不只在艺术史著述中，它更直接、更有效的形式乃是博物馆里艺术品的分类、陈列和说明，那才是活生生的艺术史叙述。在当代社会和文化中，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如若离开了博物馆，艺术史如何得以形象地再现。”[3]可见，当代艺术展览与艺术史书写的关系，体现在展览缔造出的“历史事件性”、围绕展览开展的理论探讨，以及艺术的传播与批评三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当今的艺术创作与展览密切关系，许多艺术创作以展览展出为出发点与目的，因此，当代艺术史不仅是艺术品形成的历史，还是艺术作品、艺术家、策展人与艺术批评者共同形成的书写模式，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当代艺术展览史已成为艺术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成为当代艺术史的一部分。
借用汉斯·贝尔廷的比喻，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与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在现阶段还处在发展之中，是一面巨大的模糊镜，已呈现一些新的特征，正如我们论述的它带动了当代艺术表达方式、展现方式以及观看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暴露了“为展览而展览”、展览形式大过展览内涵等问题，但未来的变化和发展还是未知的，不过我们可以猜测，中国当代艺术展览注定要与当代艺术一样继续“展示世界”。
【注释】
[1][美]巫鸿.作品与展场：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84.
[2][德]汉斯·贝尔廷.全球时代的当代艺术与博物馆[J].周飞强，白燕清，译.美术馆，20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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