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北京陷落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西方列强以对付义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劻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西方列强对她的“宽恕”，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十一个国家（除武装入侵的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16)慈禧太后这一系列作为，就是向西方列强表示“悔过”。各列强终于决定，仍然让她继续维持这个“懦弱”的政府。
实际上，议和谈判活动不是在奕劻、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列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上满足了各自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十一国的代表，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所以议定书称为《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正约十二款，附件十九个。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此外，还有地方赔款二千万两以上，总数超过十亿两。这项赔款史称为“庚子赔款”。列强按照所谓“损失”多少分赃。沙俄得款最多，有一亿三千多万两。条约规定，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和“常关税”作为担保，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内的常关，归总税务司管辖。从此，清政府的重要税收，除田赋以外，几乎全被帝国主义控制。清政府海关和盐务税收机构，成了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收款的代办机关。
（2）准许各国在北京以及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派兵驻扎；大沽炮台以及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周围二十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禁止运入中国，禁运期两年以上。帝国主义侵略军由此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区。
（3）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辟为“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驻兵，而中国人一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使馆区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4）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最后被认定要判罪的共九十六人，分别被判处从死刑、终身监禁、革职抄家，到永不叙用等刑罚；在外国人遇害受辱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皆斩”。清朝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再有所谓“违约行为”，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www.xing528.com)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指定由皇族亲贵担任大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妄图操纵中国的对外机构，硬要提高外务部的地位，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6）德国公使克林德（K．A.Ketteler, 1853—1900）、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大臣赴德、日“谢罪”。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帝国主义勒索到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经济的衰败。帝国主义侵略军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设置特殊性质的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使之更适合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需要。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企图摧毁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民族民主运动，以达到永远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
这一条约还不同于以往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条约没有规定割让领土、开放口岸的条款；另一面，却进一步设立军事据点和占领区。它表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新特点，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已经完全确定下来。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7)。这是愿意做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三千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远近征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从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旧恨新仇，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觉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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