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八十年：外国干涉与债务危机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西方列强“均沾”了《马关条约》所规定的种种不平等权益，在贷款、筑路、开办工厂、设立银行等方面，展开了更为激烈的竞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渗透进一步深化了。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输出资本。其主要形式，一是政治贷款；二是开设或投资于厂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清政府由于战败，要在三年内偿付对日本赔款和赎辽费共两亿三千万两，而且头六个月就要先付给八千万两。“括地难偿债，台高到极天”。⁽⁶⁾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八千余万两，战争的耗费已经使它国库空虚，即使加紧在全国搜括，一时也难于成数。俄、法、英、德等国乘中国危难之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争揽贷款权。还在1895年3月，沙俄酝酿对日本干涉之时，俄国大资产阶级就提出要以政府“担保”对华贷款，以便攫取“对华的财政和行政方面的保护权”。⁽⁷⁾但清政府按过去的习惯，先向英国汇丰银行商借。沙俄得知后，立即责备清政府不应向英国要求借款，因为英国不肯参加对日本的干涉。沙俄不仅要夺取英国这笔好买卖，而且还企图排斥法、德两国，单独贷款一亿两白银。法、德两国则竭力争夺。在清政府三次大借款的一段时间里，各国驻华使节不断到总理衙门吵闹，这个“咆哮恣肆”，那个“无耻无餍”，沙俄公使甚至威胁说：“不借俄而借英”，俄国“必问罪”。⁽⁸⁾在列强的压迫下，甲午战后的三年中，清政府分别向俄、法和英、德借贷三次巨款。

第一次是1895年7月5日，驻俄国公使许景澄代表清政府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正式签订“俄、法洋款”合同。规定中国向俄、法银行团借款四亿法郎（约合银一亿两），年息四厘，按百分之九十四点一二五折扣付款，三十六年还清。清政府除了以海关税收作担保，还声明决不允许他国享有管理或监督中国税收等项权利。这就使俄国取得了参加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特权。

第二次是1896年3月，英、德银行团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英、德洋款”详细章程，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约合银九千七百多万两），年息五厘，按百分之九十四折扣付款，三十六年还清。为了对抗沙俄控制中国海关管理的企图，英、德借款中特别规定，除了以海关关税为担保，三十六年内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依旧由英国人控制。

第三次是1898年3月1日，在北京签订“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规定借一千六百万英镑（约合银一亿一千余万两），年息四厘半，按百分之八十三折扣付款，四十五年还清。清政府用海关收入和苏州、松沪等地的货物税和湖北、安徽等口岸的盐税作担保。四十五年内不改变中国海关事务。

甲午战争后的三年时间里，清政府所借上述三笔外债共三亿多两，利息重，折扣大，债权国轻易地捞取了高额利润。仅折扣一项就十分惊人，如“续借英、德洋款”八三折扣，英、德两国本金还未付出，就先取得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盘剥也十分苛重，如“英、德洋款”，在三十六年中，英、德可得利息共计一亿四千一百多万两。更重要的是贷款合同所附加的政治条件，使得西方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内地部分盐税、厘金、外贸和交通运输。这些部门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列强控制住它们，就可干预中国的财政大权，影响清政府的决策。

通过给清政府政治贷款及与此有关的银行的开设和扩大，帝国主义列强得以在金融上和财政上扼住中国的咽喉，清政府不得不更加俯首听命。

开设或投资厂矿企业，是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设厂，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已开始。当时主要的还是出口品加工工厂和少量轻工业及船舶修理工厂，资本较少，规模也不大，其目的主要为了便于推销商品和收购工业原料。到1894年的几十年间，外国人在华非法开设的大小工厂百余家，其工业投资不足二千万美元，其中开设时资本在十万两以上者，仅二十三家，投资共七百六十三万一千元。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设厂成了一项合法的权利，因而迅猛发展起来。据统计，1895—1902年，外国人在华的企业投资总额达五亿二千万美元，比1894年前的五十年总和还多约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的六年间，新开办的工厂达九百三十三家，为甲午战争前几十年总和的约九倍。外国资本家还把先前非法开办的企业加以改组、扩大，成为大型企业。如英商经营的耶松船厂，合并了祥生船厂等，成了拥有资本五百七十万两的大船厂。(www.xing528.com)

中国丰富的地下宝藏，侵略者早就对之垂涎三尺。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同中国的官僚绅商勾结在一起，千方百计投资和掠夺矿产。1896年，直隶通兴煤矿缺乏资金，美国资本即以“合办”的形式插足。此后，各国纷纷效尤，诱迫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取得了投资或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和山东的一些地区，俄国在奉天的一些地方和东省铁路沿线、蒙古以及新疆的金矿产地，英国在四川全省和山西、河南、云南等省的某些地区，美国在山西一些地区，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攫取了采矿权。

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许多厂矿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各项特权，残酷剥削中国工人，迅速成为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以棉纱业为例，外资新办的四厂，加上兼并的一家，共五厂，1897年即拥有纱锭十六万多枚，约占当年中外资全部纱锭的百分之四十一。又如，船舶修造业，到1900年仅英商耶松船厂一家，就几乎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个行业。其他的如矿业、公用事业、食品工业等，外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居于垄断地位。迅速发展的外资企业，加上在这个时期仍然不断增长的商品倾销，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铁路的修筑，是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工具，也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因此，甲午战争后各国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争夺铁路修筑权。1895—1900年间，英、美、德、法和比利时等国金融资本家，或者组织辛迪加，派出代表来华，或者由本国驻华公使活动，大肆攫取路权。

1896年6月，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广西龙州至云南镇南关铁路合同，取得了这段铁路的修筑权。俄国则夺去了横贯黑龙江、吉林两省的路权。

1896年冬，因清政府筹筑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即京汉路），列强展开了激烈争夺。最后俄、法支持的比利时银行团，于1897年夏与清政府签订《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这条铁路权实际上由俄、法控制。

1898年，德国攫取了山东胶济铁路修筑权；美国夺取了粤汉铁路借款权和修筑权；英国夺取了津镇（天津至镇江，即津浦路）、苏杭甬、广九（广州至九龙）、浦信（浦口至信阳）等路权。

经过这几年的激烈争夺，1896—190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取得八次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达八千九百六十七万元。外国资本所夺取的路权，到1898年为止，就达六千四百二十英里（合一万零三百三十六公里）。西方资本主义疯狂争夺中国的铁路权，引起了中国舆论界极大的震惊。《国闻报》文章指出：“通中国之铁路，均属西人之铁路，路成而中国亦遂不国矣！”⁽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