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抗议与市民群体崛起

有组织的反对外国的行动不是可以轻易发动的，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失去控制，造成严重的后果。自从义和团起义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城市上层和媒体都极其谨慎，不想再引发一场类似的灾难。爱国活动也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高层事务，比如外交。在表3.2中所列举的所有这类行动中，除了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一明显的例外，绅商领导者和其他积极分子都没有采取什么过激行动，只是召集公众集会以及向各级官府呈送请愿书和电报而已。间或有人提出罢市和抵制的主张，但在1905年以前从来没有被认真考虑过。鉴于罢市、抵制等概念的重要性，这里也许应该对它们进行一下简单的讨论。

“罢市”是商人在对管理部门或者外国商人产生不满时经常采用的一种强有力的斗争方式。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至少发生过5次大规模的罢市，江苏省也发生过12次左右（王树槐1984：562—568）。林茂（C.F.Remer 1933）在其关于中国抵制外货运动的经典研究中，把罢市看作是抵制的一种形式。但是在实际生活（以及中国术语）中，罢市和抵制的意思并不总是相同的。boycott在汉语里常常被称作“抵制”或者“抵货”，其意思是“抵制货物”。罢市大多是因为征收新税或者某个特定地区的不满而引起的，而抵货的目标往往是属于某些特定商人或某个特定国家的货物。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商人发誓不与美国商人交易，但他们从来没有要求罢市，即普遍的生意歇业。罢市和抵制相关联，仅仅在于两者都涉及某些经济活动的暂时停止和商人的卷入。

由于罢市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行动，民众行动者一般不会使用这种方式，除非事涉严重的不满或者重大的利益。例如，当法国试图取得上海的墓地时，中国人在上海法租界实行全面罢市，同时采取了其他一些行动，对法国人进行报复。另外还有一个事例，为了抗议征收新税以及实行成本很高的卫生标准，猪肉屠宰商和销售商们宁愿承担损失，坚持罢市了好几个月。同时，主要是由于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们一直保持着团结，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上海的罢市事件经常是出于对于外国人的不满，因而总是能够动员起同样的一些社会群体——商人、零售业主以及一般市民（见第五章和第六章）。

上面提到的两次中法冲突事例以及表3.1中的罢市事件，或许最好理解为某个地区的居民为了保卫他们的传统权利而进行的社区行动。1874年和1898年，在上海的宁波人团体（四明公所）组织了两次英勇的斗争，反对法国租界当局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道路、学校和一所医院。领头的是宁波商人，而其他阶层的宁波居民提供了坚定的支持。他们所甘愿付出的巨大牺牲，充分表明了他们的团结。1874年，为了反对在他们的墓地上修筑道路，7个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24年以后，当法国当局再一次要求在宁波社区的土地上修建学校和其他建筑时，四明公所又下令全面罢市。随后与法国军队的冲突造成17人死亡，20余人受伤，但是宁波人一直坚持到最后。在这两个事例中，人们为了他们的利益英勇斗争，并且通过四明公所这个上海最为强大的同乡组织，实现了社区的团结，从而确保了斗争的胜利。

毫无疑问，宁波人的胜利鼓励了几年以后参加抵制运动的人。但是，同乡组织能否在一场规模更大、目标更为宽泛的运动中发挥同样的作用呢？有迹象表明，在上海的广东人将会积极支持一场抵制运动。1895年，广东人的同乡组织广肇公所发动了一场抗议运动，抗议外交官张荫桓毫无责任感，对寓居美国的华人冷漠无情（《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499—500）。10年以后，当反对排华法案的抵制运动爆发时，在上海的广东人成为被社会运动研究者称为“早起者”的一类人。不过，抵制运动有着更大的规模和更为广阔的目标，广东的同乡组织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运动的领导（见第四章）。就抵制运动来说，恐怕也没有任何一个同乡组织能够担负起领导作用。

作为教育改革的结果，学生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的另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在上海尤其如此。地方官员于19世纪晚期开始建立新式学校，1902年，清廷颁布了一道进行教育改革的谕旨。谕旨颁布后，新式学校迅速增加，上海所在的江苏省在这项改革中处于领先地位（王树槐 1984）。随着学生们在城市里聚集，他们在规章制度、课程设置和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等方面与学校当局的矛盾很快就发展成为抗议活动（Wasserstrom 1991）。《近代上海大事记》列出了三件这类事件。比如在1902年，南洋公学（建于1896年）发生了学生将墨汁溅到一名老师书桌上的事件，此后学校制定了的严酷的纪律措施，一些学生愤而退学，表示抗议（《近代上海大事记》1989：563）。其他一些事件的发生原因要更为重大。1904年，震旦大学（建于1902年）的学生退学，以抗议外国人对学校事务的干涉。这些局部性事件并不直接涉及其他社会群体，其本身并不是十分重要，但是学生骚乱比社区行动更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性运动，因为学生们富于理想、比较激进，同时也没有太多切身物质利益的考虑。

很明显，各种不同的城市群体出于各种不同原因，有能力组织进行民众行动。这些事件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事件的参与者们——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组织团体——却以某种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着。正如表3.1所表明的，至少有四种类型的民众行动——爱国抗议、罢市、社区行动和粮食骚乱——能够吸引多个社会群体的人一道参加。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变化着的城市环境中，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各种公共机构建立起了多重的关系。

在这一时期，一些传统组织开始“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会馆和公所等商人组织。比如，新建的商部1902年鼓励在全国建立近代商会，而上海在这方面再次居于领先地位。到1905年，上海、天津、广州、苏州和其他一些城市已经建立起了商会。所以，这些城市中都出现了抵制美货的活动，并不令人感到奇怪。(www.xing528.com)

同时，全国各地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类型的新式组织，为抵制运动的社会动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网络和新资源。表3.3和表3.4简单勾画了这些组织的轮廓。这些组织绝大多数是由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和士绅创立，并不具备明确的合法地位，但是它们大都公开进行活动，并且得到清朝政府的许可。事实上，这类组织中有一些本身就是在官方的鼓励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会和某些读书社。

表3.3 全国性新型组织，1901-1904

表3.4 市民群体的地区分布

到世纪之交，海外华人社群已经组织了起来，在政治上也变的更为积极，比如纽约华人1892年就组织起了中国人平等权利联盟（Foner and Fosenberg 1993：118）。不过，和我们的研究更为密切相关的是与中国有联系的组织的建立。保皇会在美洲有100 000成员、11个地区总部和103个地方分会（刘玉遵、成路西1985：64）。孙中山在夏威夷建立的兴中会（1894—1905）是一个革命组织，它的大多数创始成员（78%）由宣誓要推翻满清政府的海外华人组成（同上书：65）。它的一些核心成员是台山人，比如商人刘祥（同上书：63—64）。但是这个组织在美国发展很慢，主要是因为来自保皇会的竞争（比如，1904年保皇会的成员数量大为增加，而兴中会只发展了一名成员）。然而，孙中山设法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华人社群领袖的支持，其中包括伍盘照和黄三德。伍盘照是美国最重要的中文报纸《中西日报》的主编，黄三德是秘密结社致公堂的首领。当抵制运动于1905年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把他的革命团体重组为同盟会（1905年8月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的第一批成员中有台山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后回到台山，参加了那儿的抵制运动（见第七章）。

新型组织在中国长江三角洲下游的发展最为迅猛，而在城市当中，上海的自发性组织数量最多。这些组织在各种爱国运动中开始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从1901年断断续续持续到1905年的拒俄运动。就其政治环境、斗争目标、领导者、参加者和斗争形式来看，拒俄运动可以说是反美爱国运动的前驱，尽管它未能得到全国性的支持，取得的成就也相对较小。即便如此，对抵制运动之前的这场运动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后来那场全国性大众运动的特定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