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巨变是民众思想变化的结果//有关群体力量的现代信仰//这种力量改变了各国的传统政治//大众阶层如何崛起并发挥他们的力量//群体力量引发的必然后果//群体只会发挥破坏作用//衰败文明的瓦解有赖群体来完成//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研究群体对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重要性
文明变革之前出现的重大动荡，比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一看似乎由政治巨变决定：外族入侵或王朝颠覆。然而，仔细研究这些事件就会发现，隐藏在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真实原因，其实往往是民众思想的深刻变化。那些真正的历史动荡，并非要以壮观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为之震惊。导致文明革新唯一的重要变化，其实发生在思想、观念和信仰层面。历史上那些令人难忘的事件，正是人们隐形的思想变化引发的可见后果。重大事件之所以罕见，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像种族世代传承的思想根基那样稳固。
当前的时代处于关键时刻，人们的思想正在发生转变。
这种转变基于两个核心因素之上。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覆灭，而人类文明的所有元素都源于这些信仰；其次是新的生存与思想条件的诞生，这要得益于科学工业的现代发明。
过去的观念虽已动摇，却依然十分强大，那些有望取代它们的观念正在形成，当前时代正处于转型与无序阶段。
对于这个略显混乱的阶段，现在也很难说它终究会演变成什么模样。继我们之后的那些社会，它们会建立在何种基本观念之上？对此我们还不得而知。然而，当前可以预见的是，以后的社会组织必须重视现代社会最后一股至高无上的新生力量，也即群体力量。在过去人们坚信、如今业已消亡的众多观念废墟上，在诸多被革命相继摧毁的政权残骸上，只有这股力量依然崛起，似乎它不久还将吸纳其他力量。当古老的信仰摇摇欲坠，当陈旧的支柱相继倒塌，唯有群体力量不受任何东西威胁，而且它的声望还在与日俱增。我们步入的时代将是真正的群体时代。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发各种事件的主要因素。群体的观点基本无足轻重，甚至通常毫无作用。如今，倒是政治传统、君主的个人倾向以及他们之间的对抗无关紧要，群体的呼声却居于主导地位。它支配着君王的行事，他们必须听它指挥。决定民族命运的，已不再是国王的枢密院，而是群体的心理所向。
大众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并逐渐成为领导阶层，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转型时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其实，大众的崛起并非以普选为标志，因为普选不仅在很长时间影响甚微，而且在早期很容易受人操控。群体势力的不断壮大，首先因为有些观念缓慢深入人心继而得到广泛传播，然后个体逐渐结成社团，并将理论观念转变成了现实。正是通过结为社团，群体得以形成一些观念，即使不太正确但至少对自身利益态度坚决，并由此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成立联合会，所有权力都为之让步；他们还成立工会，全然不顾经济法令，力图管控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他们选派代表出席政府议会，这些代表毫无主动性和独立性，往往只是选派委员会的发言人而已。
现今，群体的诉求正愈加明确，大有彻底摧毁当前整个社会之势，以期将社会带回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但那种共产主义只有在文明初露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群体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没收矿井、铁路、工厂和土地，平均分配产品，为大众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这些正是群体的诉求。
群体不擅推理，相反却善于行动。借助当前的组织，它们的力量变得强大无比。我们见证诞生的那些信念，很快就将拥有古老信条的威力，也即那种不受非议的专断权力。群众的神权将要取代国王的神权。
那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他们最能代表这个阶级多少有些狭隘的思想、短浅的看法、粗陋的怀疑主义以及有时过度的自私主义。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他们感到惶恐不安；为了击退这种思想的混乱，他们绝望地求助于过去曾经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他们大谈科学已经破产，并向我们宣告真理启示的教义。然而，这些新的皈依者已经忘记，即使上帝的恩惠果真降临他们，也不会对那些不太关注来世的人群产生同样的影响。现今的民众绝不愿供奉那些他们先前业已弃绝并参与破坏的神灵。没有任何神力或人力，可以让河水倒流至源头。
科学并没有破产，而且它与当前思想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从中崛起的全新力量全然无关。科学向我们承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对人类智力可以洞悉的各种关系的认识。它向我们既未承诺和平，也未承诺幸福。它对我们的情感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置若罔闻。我们只能尽力与科学共处于世，因为任何东西都无法恢复它所驱除的幻想。
在世界各个国家，普遍迹象表明群体力量正迅速壮大，而且我们无从断定这种力量很快便会停止增长。不论这会带来什么，我们都必须忍受。任何指责都是空话。或许，群体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而这种向混乱无政府时期的返回，也正是新型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但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种趋势？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衰败的文明已经成为群体最明确的任务。当然，群体的这种角色并非只在现今才浮现于世。历史告诉我们，当一种文明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丧失统治地位，其最终的瓦解便由残暴的无意识民众来完成，称他们“野蛮”尤其恰当。目前为止，创造并引导文明发展的，从来都是少数知识贵族而非群体。群体只有破坏的力量。群体居于主导，这始终代表一个野蛮阶段。文明必然需要固定规章、社会纪律、从本能向理性的过渡、远见卓识以及高级的文化，而仅凭群体自身绝对无力创造这些条件。群体力量只具破坏性，它们的作用就像那些加速病危躯体或死尸降解的细菌。当文明的大厦岌岌可危，历来是群体促使它轰然坍塌。只有这时，他们的主导作用才得以显现。一时之间，人多势众就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也会如此终结吗？对此我们可以表示担心，但是我们仍然不得而知。(www.xing528.com)
我们注定要遭受群体的支配，因为那些目光短浅之流已经逐步将限制群体的围栏全部推倒。
人们对群体谈论得很多，不过我们对它却所知甚少。心理学专家的生活与群体相距较远，所以也始终将其忽略在一旁，即使关注它们的话，也只是从群体犯罪的角度出发。犯罪群体无疑存在，但同时也存在高尚群体、英勇群体以及其他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他们心理的一种特殊情况，不应单纯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认识他们的心理构成，正如不能单纯通过描述个人恶行来认识他的心理构成一样。
然而，世界的主宰者、宗教或帝国的创始人、所有信仰的使徒、杰出的国家元首以及更低社会层面中那些小团体的头目，其实他们在无意识上都是心理学家，他们对群体的精神有种出自本能但十分可靠的认识。正是因为对此具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才能轻易成为人主。拿破仑对法国民众的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他对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有时却全然不懂(1)。正是这种无知使他在西班牙(2)，尤其是在俄罗斯(3)发动战争，个人权势遭受重创后不久便彻底垮台。
对于那些不求统治群体——这已是难事，但求不被群体完全支配的政治家，对群体心理的认识如今可谓是他们最后的良策。
只要对群体心理学稍加研究，就会明白法律和制度对群体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而群体对强加给他们之外的其他任何观点又是何等充耳不闻。领导群体并非要靠基于纯粹平等理论之上的那些原则，而是要找到触动和诱惑群体的手段。譬如，一位立法者打算设立新税，他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绝对不会。对群体而言，最不公道的在实践中可能才是最好的，最不显眼的在表面上负担也最轻，故而也最容易让人接受。因此，一项间接税不管多高，也始终会被群体接受。为消费品每天缴纳一丁点儿税金，这既不会干扰他的习惯，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倘若改为对工资或其他收入按比例征税，并让人一次性支付，即使在理论上仅为前者的十分之一，也会引起所有人的抗议。其实，日常隐形的零星税金在变成一笔相对较大的税款后，看似数额巨大故而会让人印象十分深刻。要想税金不被察觉，就只能一点点征收。这种经济手段蕴含的深谋远虑，实为群体所力不能及。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切题程度显而易见。它没有逃过拿破仑这类心理学家的眼睛，但对群体心理懵然无知的立法者，却无从洞悉这一点。经验尚未使他们充分明白，民众从来不按纯理性的教导行事。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其他用途。这门知识可以清晰地阐明众多历史和经济现象，否则这些现象将无从理解。我将借此表明，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泰纳(4)，有时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理解得不甚全面，这正是因为他从未想过研究群体的心理。在研究那个复杂的年代时，他将博物学家所用的描述法作为自己的指南，但博物学家研究的现象几乎不涉及道德力量。然而，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恰恰是这些道德力量。
单从实践的角度看，群体心理学就非常值得研究。即使纯粹出于好奇，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也值得尝试。破解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分析一块矿石或一种植物同样有趣。
我们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只能是一种简要的综述、一次对我们研究工作的简单总结。本书仅限于提供一些建设性的看法，其他人借此可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开拓。在这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我们今天也只是触及它的表层而已。
(1) 此外，他那些睿智的顾问对此也不太了解。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拿破仑执政时期曾任宫廷侍卫长和外交大臣等职。——译者］曾给他写信说：“西班牙会像欢迎解放者那样接待您的士兵。”然而，西班牙却把他们当作野兽对待。熟悉这个种族遗传天性的心理学家，很容易就可以预见这种结果。
(2) 1807年，西班牙爆发内战，拿破仑出兵占领西班牙，并任命长兄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此举遭到当地人民强烈反抗，加上英国的介入，最终法军被迫退出伊比利亚半岛。——译者
(3) 1812年，拿破仑率领五十多万大军远征俄国，然而莫斯科冬季的严寒让法国士兵苦不堪言，最终只能无功而退。这次远征的失利使法兰西帝国元气大伤，并最终导致拿破仑的垮台。——译者
(4) 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普法战争之后对法国社会政治制度加以深刻反思，著有《英国文学史》（1864）、《艺术哲学》（1865—1869）、《论知识》（1870）、《当代法国的起源》（1875—1893）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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